【編者按】作為中華民國和國民黨元老，戴季陶（1891—1949）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一說戴季陶為蔣緯國生父。但現有研究跟戴季陶的地位和影響殊不相稱。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張玉萍長期研究戴季陶，她的專著《戴季陶與日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由楊天石和村田雄二郎兩位先生作序，頗受好評。澎湃新聞最近採訪了現執教于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的張玉萍女士，請她談談民國時期的日本通——戴季陶。風傳媒取得授權轉載。
認識日本神道思想 從而相信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力量
問：在您看來，哪些日本人對戴季陶的日本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張玉萍：我認為對戴季陶日本觀產生較大影響的有兩個日本人，一個是筧克彥，另一個是小西三七。
筧克彥對戴季陶日本觀的影響是在深度上，而小西三七則是在廣度上。筧克彥（1872－1961年）是戴季陶在日本大學留學時的老師。他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法科，赴德留學歸國後1903年任該大學教授，專攻憲法學、法理學、行政法，是著名的法學博士、公法學者、神道思想家。由於他是在中國歷史的脈絡中論述開明專制論，當時的中國留日學生如陳天華、汪兆銘、胡漢民等受其影響很大。據說在1905年《民報》和《新民叢報》的論戰中，革命派和立憲派的雙方都是使用他的法學理論進行論戰。但他對戴季陶的影響並非僅限於法學理論，而最重要的則是他的神道思想。筧克彥以研究古典神學著名，宣導「神道」，主張神道國家主義，被稱為「神道憲法學派」。他通過研究古神道和佛教，相信天皇的神格，認為作為現神的萬世一系的天皇統率下的大日本帝國，統一並統治人類世界是理所當然的。筧克彥作為站在國家主義立場上的憲法學者，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軍部、右翼的理論支柱。
據說筧克彥在大學上課時，課始及課終都要閉目合掌，向自己幻想中的「祖神」表示敬意。戴季陶上過筧克彥的課，因此感受到神道思想在日本人思想中所佔據的位置。在留學歸國十八年後的1927年，戴季陶在《日本論》中介紹說：「我個人的思想上，受他〔筧克彥〕的啟發不少。」這種啟發就是戴季陶關注到了日本國民具有共同信仰，即神權思想這個特點，並將此特點轉換成一種嶄新的方式，應用在中國的國家統治上。不過這種思想也是經過幾個階段不斷變化最終才得以形成的。
戴季陶最早關注到日本具有共同信仰，是在討袁運動期。在後來的五四運動時期，他認為這種共同信仰創造出軍國主義而予以批判，但到了國民革命期，他認識到日本人的國體觀念來源於神權的民族思想，神權思想是日本建國的基礎，神權思想產生出信仰力和尚武精神，這是導致日本近代化成功的一個原因，給予稱讚。這種認識對他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理念產生了重大影響。亦即，他讚賞日本人的信仰力的目的是希望中國人也能擁有一種共同信仰，此即三民主義。戴季陶主義正是把三民主義提升到國家意識形態水準上的一種思想。
另一個對戴季陶日本觀產生影響的是小西三七。1904年，13歲的戴季陶在成都客籍學堂因學校風波被勒令退學，在失去學習機會而陷入苦境時，得到了日本教習小西三七的幫助。小西是理學士，曾在日本中央氣象臺工作。來華後，成為通省師範學校的教師，並在成都客籍學堂教授物理及化學。當時，日本教習大多通過翻譯上課。擔任小西翻譯的人留日不足三年，且未畢業，誤譯很多。戴季陶常為其糾正，並在其請假或遲到時，代其翻譯。
戴季陶的聰明，特別是可以用日語會話，給小西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之間開始了親密的交往。戴季陶被勒令退學時，小西讓他住在自己的書房裡，並教授他物理、化學，以及日本的文化、風俗習慣、思考方式等，獲得了很多有關日本的感性認識。此時，小西被聘為川北中學校理科教師，遂向該校強烈要求聘用戴季陶做自己的翻譯。因此十三歲的戴季陶被正式聘為翻譯，月工資為14元，在當時就連舉人和進士也很難得到如此高薪。由此自信心大增的戴季陶，對日本產生了極大的憧憬，不顧一切阻力，於1905年踏上了東瀛留學之路。據說小西三七於1912年回到東京，進入了研究生院。1913年9月戴季陶亡命日本，在此期間，經常與之聯繫，但不到兩年，小西竟病死于東京。
身為翻譯，遵從孫中山的日本觀
問：戴季陶曾長期擔任孫中山的秘書，那麼孫中山的日本觀對戴季陶的日本觀有何影響？兩人存在分歧時，戴季陶是如何處理的？
張玉萍：戴季陶追隨孫中山以後，一直擔任孫中山的日語翻譯及對日外交工作。戴季陶自己對日本有深刻的理解，而孫中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袖，其日本觀是非常現實的。當兩人存在分歧時，戴季陶採取的處理方式一般是遵從孫中山的對日策略。
如在辛亥革命時期，戴季陶的日本觀是敵視日本的，但在討袁運動期，孫中山因革命需要日本支援而始終提倡日中提攜，戴季陶則完全遵從了孫中山，再加上其自身與日本人士的廣泛交流並得到他們的幫助，親身目睹了日本人士對中國革命的説明，認識到了日本的重要性，從而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開始提倡日中提攜論。
共產黨崛起，讓戴季陶備感威脅
問：孫中山去世後，戴季陶主義出籠。那麼，何謂戴季陶主義？日本元素在戴季陶主義占什麼位置？
張玉萍：孫中山逝世後，因缺乏具有絕對權威性的統治者，國民黨內部矛盾日益激化。對此深感憂慮的戴季陶認識到要拯救國民黨必須要決定一個根本方針，即「將總理的思想和主張全部化為本黨不變的信仰」，以致全黨同志齊心合力加強黨政。但國民黨右派認為確立此政策會對共產黨有利，因此強烈反對。而共產黨方面「有遠大見識的人」則認為，若確立一個思想為中心，國民黨就會有一個獨立的思想基礎，這樣就不能用共產主義思想同化他們，故亦要消滅這種主張。
具有高度社會動員能力和組織內聚功能的共產黨在五卅運動中迅速崛起，使戴季陶倍感威脅，故於1925年6月發表了《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7月發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為孫文主義學會及日後蔣介石的國民黨統治提供了理論基礎，此即被共產黨稱之為的「戴季陶主義」。蔣介石對戴季陶的政治理論思想評價甚高，在多年後的1937年7月6日，即在「七七事變」前一天，還在反復閱讀此書。蔣介石在當天日記中寫到：「注意一、主義戰勝一切。（中略）上午季陶來談。（中略）看三民主義哲學基礎完〔即《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此書已看完十遍，實不忍掩卷也。」
戴季陶主義實際上即是戴季陶認識到日本國民因擁有共同信仰，從而得以團結一致，實現了國家的近代化，因此希望中國人將三民主義當作一個國民共同的信仰，而將三民主義提升到了國家意識形態的水準上。
問：戴季陶主義形成後，中國共產黨展開了猛烈的抨擊。如何看待陳獨秀、瞿秋白等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早期介紹人戴季陶的批判？
張玉萍：對此問題國內已有很多評論文章，無需我多談了。
日本論被日本重視程度遠甚於中國
問：《日本論》發表後，日本政界、知識界和輿論界分別是什麼態度？
張玉萍：戴季陶的《日本論》首次出版是在1928年4月（出版社不詳），第二次是在1928年5月由民智書局再版，之後經過26年之久，終於在1954年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7年由臺北故里出版社再版。而在大陸，則要經過66個漫長春秋之後，終於在1994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不過並非單行本，而是與蔣百里（蔣方震）的《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合在一起的袖珍文庫本（2002年再版），2005年4月九州出版社出版了插圖本，2011年7月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再版了單行本。2012年以後，因釣魚島問題中日關係出現了緊張局面，或許是為了加深對日本人的瞭解，出現了《日本論》再版熱潮。到目前為止，已出版了9個版本，其中單行本有3個，與蔣百里等人的作品合編的有6個。
但是，此書在日本的情形卻與此迥然不同。被譯成日語的《日本論》，前後共出版過12次。首先是在《北京週報》（北京燕塵社發行的日語雜誌）第328～349號上，自1928年12月至1929年5月連載了由下畝榮吉（1～2）、和泉生（3～24）翻譯的日譯本。譯者認為該書的中心內容，第一是通過分析日本是如何建國的，以此作為建設中華民國的參考資料；二是對日本進行深層剖析，並與中國進行對比，加以評論。譯者深知該書具有批判日本的性質，但仍要將其介紹到日本，究其原因，即當時在日本國內，存在著一種對田中義一內閣的對華強硬外交（田中外交）持批判態度的論調，而此書正好為此種論調提供了依據，以示中國人中有如此瞭解日本者。
第二次是在1932年5月由藤島健一譯，由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出版，主要是提供給政府有關人員進行討論研究。1934年3月由安藤文郎譯、章華社出版的《日本論》則是面向日本大眾的版本。之後，八洲書房分別在1935年和1938年出版了安藤文郎的譯本，1941年2月由官界情報社再次出版了安藤文郎譯本。
頗有趣味的是，在戰後世界思潮社分別於1946年10月1日、15日、11月1日，即在一個月內竟然連續三次出版了由藤島健一翻譯的《日本論》。此三次出版均是從中日戰爭的角度上來理解《日本論》，短期內重複多次向日本民眾介紹此書，實為罕見。這事實上是在向日本國民傳播一種認識，即中日戰爭本應是可以避免或應制止的。
其後在1968年7月至1969年3月《中國》雜誌連載了市川宏譯本，之後在1972年3月和1983年2月分別由社會思想社出版了市川宏譯、竹內好解說的單行本和文庫本。
戴季陶的《日本論》前後被7位譯者譯成日文，出版多達12次，由此可知日本人對其重視程度之高。究其原因，是他們認為在歷史上首次出現了中國人將日本作為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心平氣和且入木三分地對其進行深層剖析評論，故對此驚佩不已。
有共同的文化淵源 中日即使為仇也可解怨
問：您認為九一八事變後戴季陶的日本觀是基於文化角度考慮的，既承認日本文化的獨特性，又重視日本文化與中國文明的親近性，但似乎更強調中日文化的親和性與某種程度的同質性，所以戴季陶並沒有把侵略中國的日本看作「敵」人，而是視為「仇」人。在他心目中，與中國文化完全異質的蘇聯才是真正永遠之「敵」。在這裡，「敵」與「仇」的根本差異究竟是什麼？對於戴季陶基於文化視角的日本「仇」人論，戰時及戰後的是什麼態度？
張玉萍：戴季陶在《日本論》中這樣寫道：「中國能刻苦奮發，自致富強，為亞洲作盟主，為世界進文明，則日本為中國之妃，不然，則為中國之仇，而非中國之敵也。」程天放對此解釋說：此為《春秋左氏傳》中「嘉耦曰妃，怨偶曰仇」兩句而來。
耦通「偶」，成對，配偶之意。嘉耦意為互敬互愛、和睦相處的夫妻。怨耦則是第一指不和睦的夫妻，第二指結為怨仇的雙方。而妃即為配偶，妻之意，尊卑通稱，後來世人轉指皇帝之妾，太子、王之妻。仇的一個意思是仇恨，另一個意思是匹配、配偶之意，發音為(qiú)，通「逑」。而敵的意思則有：(1) 仇也；仇敵。(2)對抗；抵拒。(3)同等；相當；匹敵之意。
仇，並非無緣無故而成，而是因愛生恨，因恨生怨。即使成仇，但以前曾經為偶，定然曾經相愛相伴過，仇是兼好惡之詞。而敵則是相等才為敵。因之相互較量、競爭才為敵。敵國是在地位力量上相等的國家。
戴季陶認為在文化上日本曾經深受中華文明的影響，且長達千年之久，故在文化上兩國地位和力量是不相等的，而日本當時雖在軍事上具有極大的強勢，但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短暫的一瞬間，現雖結怨，但怨消終可為友，故為「仇」。而俄羅斯在歷史上隸屬西方文明，直至近代為止，中俄兩國在文化上的交流、影響、滲透遠不可與日本同日而語，可謂是與中華文明相匹敵的對手，故為「敵」。戴季陶的此種想法在1933年即已產生，戰時及戰後從未改變。
蔣介石對戴季陶日本論評價極高
問：蔣介石與戴季陶關係極為密切。那麼，蔣介石日記中對戴季陶的日本論有何觀感，尤其是北伐以後？
張玉萍：蔣介石對戴季陶的日本觀評價很高，在很多的對日政策中採納了戴季陶的建議。蔣介石在對日關係問題的處理上，如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方式、「安內攘外政策」的實施、中日問題國際化戰略、備戰與抗戰時期的認定、聯美抗日等一系列對日措施，基本上與戴季陶的認識相同。
問：與文學家周作人、軍事思想家蔣方震的日本觀相比，您覺得戴季陶的日本觀有何特色？
張玉萍：首先三個人在留日原因上頗不相同。戴季陶是因參加科舉考試失敗，進入留日預備學校，受到退學處分時得到日本教習的幫助，開啟了日本留學之路。對戴季陶來說，留日是其唯一接受教育、出人頭地的機會，因此必然地從很早即開始對日本本身表示出強烈的關心。周作人自幼感受到前近代社會的黑暗面，為了能從中脫離出來，從而對擁有先進的近代文明的日本表示出強烈的關心，認為日本作為學習西方近代文明的留學之地頗具魅力。而蔣方震則是因在求是學院賦詩悼念唐才常，受到院方嫉恨，欲革其紀。危難時因得到同院教師的幫助，被派往日本。其對日本並不太感興趣，因偶發事件而負笈東瀛。因此可以指出對日本不太關心的蔣方震、在某種程度上比較關心的戴季陶、周作人之間的差異。
留日期間，三者亦表現不同。戴季陶有意識地深入廣泛學習日本的歷史、政治、社會及文化，因而對日本獲得了綜合性的、理性化的理解和認識。周作人則將日本文化視作自身的一部分，以文學為中心以日本人的感覺來體會日本文化。而蔣方震通過接受陸軍教育或與日本軍人的個人接觸，從感覺上認識日本文化，同時還對日本的政治、軍事獲得了豐富的知識。
留日歸國後的經歷和在中日關係惡化中發表的日本論，也反映出他們這種與日本的關聯方式。戴季陶作為新聞報導人士開始從政，作為孫中山的日語翻譯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內的對日交涉專家、孫中山思想的解說者，在政界佔有重要地位。因其強烈希望中日連帶，而當日本終於成為國民革命之敵時，開始撰寫《日本論》。因此，此書具有說服中國人向成功地實現了近代化、富強化的日本學習的同時，還宣告了與軍國主義化的日本訣別的雙重構造。即一貫關注日本，用冷靜、謙虛的態度認識日本的戴季陶，剖析了日本民族的歷史性發展，及作為其結果的「民族帝國主義」化的原因和過程，促使中國人奮起和警戒，這正是此書撰寫的目的。
周作人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後成為文學界的重鎮，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推進者，其活動因持續到日本佔領期，因而成為日本侵略、統治中國的合作者，「漢奸文人」。因其與日本人結婚，熱愛日本文化，從感情上將日本作為自身之一部分的周作人，希望將並存在自身內的中國和日本融合、統一起來，故此在中日關係惡化之中，特意關注的是日本的文化而非政治，試圖對具有普遍性的亞洲文化中的日本文化，加以解釋，以使中國人可以接受，從而撰寫了大量論述日本的作品。但是，當現實的日本對華政策使得中日兩者之間的利害關係互不相容時，周作人最終亦不得不感受到日本終歸為「他人」，而非自身之一部分。在其後的中日戰爭期間，周作人與日本的合作，可以認為是在作為「他人」的日本佔領下，為了堅守「自己」的中國文化，作為文學家在可能的範圍內所進行的有限的抵抗。
蔣方震留日歸國後，為了學習高級軍事理論又赴德國留學，同時還學習了西方文化。其一貫致力於中國的軍事近代化，雖與日本人結婚，但當日本成為敵國時，毫不猶豫地主張抗戰。他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所表明的日本觀，只不過是中日戰爭的結果。即當日本成為中國獨立的威脅時，才開始對蔣方震具有研究價值。因此，其日本論具有專門分析日本侵略中國這種「愚蠢行為」的原因和過程的特點。但因蔣方震原本對日本在感情上具有好感，故將這種「愚蠢行為」視為日本人的「悲劇」，甚至表示出一種「憐憫」之情。
問：在中文版《戴季陶與日本》問世後，您還發現什麼跟戴季陶有關的重要史料嗎？
張玉萍：宮崎滔天家藏史料中尚有一些戴季陶書寫的作品及與其父子等人來往的書信。吉野作造紀念館也有一些戴季陶書寫的作品及與吉野來往的信件等。
問：根據您在日本的生活經驗，戴季陶的《日本論》（或其他論日本的文字）有哪些地方您覺得是切中肯綮的？
張玉萍：我認為一個是戴季陶在分析日本民族性的特點和探尋其發展進步的原因時，認識到日本人具有熱烈的「信仰力」這一點。這種「信仰力」表現在很多方面，其功效是足以促使日本人無論對於什麼事，都能夠做到百折不撓，能夠忍耐一切艱難困苦，能夠為主義而犧牲一切，能夠把整個民族打成一片。
另一個是戴季陶認識到日本人具有尚美的特點。他認為這和信仰一樣，同樣是民族最基本的力量。在尚美中表現出來的日本趣味，戴季陶對其德性、品格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崇高、偉大、幽雅、精緻這四種品性，日本人最豐富的是幽雅和精緻，最缺乏的是偉大和崇高，而尤其缺乏的是偉大。他認為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國人審美的情緒優美而豐富，而美是可以產生力量的。戴季陶如此分析認識日本，其目的是要呼籲中國的青年們猛醒，強調有了信仰力和尚美這兩種力量，一個民族一定是能夠強盛發展的，只要這兩種力量不消失，民族是絕不會衰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