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沙龍》獨裁才能救中國,因為中國人不配享有民主?潘文:台灣民主化能破除美國偏見

2018-10-21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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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0-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社社長 John Pomfret 20日出席思沙龍「1949中國內戰的七十年後」專題講座。(顏麟宇攝)

20181020-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社社長 John Pomfret 20日出席思沙龍「1949中國內戰的七十年後」專題講座。(顏麟宇攝)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2018年第二場的「秋季思沙龍」講座,10月20日以「1949中國內戰的70年後」為題,邀請到《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前社長潘文與中研院吳玉山院士對談。基金會董事長龍應台談到「中國內戰」這個主題,認為到今天仍是一個「burnung issue」,潘文則提醒現場聽眾,「台灣民主化」是一個可以破除美國人偏見的重要現象。

20181020-龍應台基金會董事長龍應台20日出席思沙龍「1949中國內戰的七十年後」專題講座。(顏麟宇攝)
龍應台基金會董事長龍應台20日出席思沙龍「1949中國內戰的七十年後」專題講座。(顏麟宇攝)

吳玉山院士在開場時表示,潘文作為一名中國觀察者,其實要從38年前說起。因為他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到中國留學的美國學子。他早在1980年就到了中國,在南京大學讀書、也交了許多中國朋友,後來他把跟這些朋友相處的經驗,以及他們後來的發展情況,寫成了《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中國的教訓:五位同學跟新中國的故事)

誰是潘文?

許多在中國蹲點的西方記者都會取個中文名字,回國後都會交出一本專著—John Pomfret自然也不例外—潘文就是他的中文名字,《五位同學》則是他交出來的「中國課」作業。這「五位同學」正是潘文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的八二級同學,潘文寫下了他們的個人經歷,以及他們因為中國社會變遷而造成的不同命運。

潘文的作品:《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中國的教訓:五位同學跟新中國的故事)
潘文的作品:《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中國的教訓:五位同學跟新中國的故事)

潘文來自五大湖區的威斯康辛州,不過他在東岸紐約長大(這多半是因為他的父親在《紐約時報》任職),又到西岸的史丹佛大學讀書。比較特別的是,潘文是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到中國留學的外國學生。他在北京學漢語,然後在南京讀了兩年書。南京大學是中國當時第一所允許外籍學生與中國學生在宿舍一同生活的高等學府,這段經歷讓他在1988年以美聯社記者的身份被派駐中國大陸報導。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潘文人正在北京,不久就被當局要求離境。1998年,他以《華盛頓郵報》中國首席記者的身份,再次回到中國長期蹲點,直到2003年為止。潘文的報導生涯,是從加州地方媒體的一名攝影記者開始,他的報導足跡很快走向海外,遍及中國、香港、越南、印度、剛果、盧安達、土耳其、阿富汗、斯里蘭卡、波士尼亞、南斯拉夫。

波灣戰爭期間,潘文在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擔任戰地記者,他也曾擔任《華郵》駐巴爾幹半島的首席記者。由於對亞洲的傑出報導,潘文在2003年被美國亞洲學會(Asia Society)授予Osborn Elliott Prize。 此外,潘文在亞洲的報導也拿到哈佛大學與史丹佛大學聯合頒發的Shorenstein Award(2007年)、喬治城大學則因為他的外交事務報導頒發了Weintal Award(2011年)。

潘文的2016年新作:《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美麗國家與中央王朝)
潘文的2016年新作:《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美麗國家與中央王朝)

2004年,潘文從中國被調回美國,擔任《華盛頓郵報》西岸分社社長兩年,再調任每周Outlook評論版的主編。2011年,潘文又搬回中國進行研究與寫作,並在2016年完成了他的新作品《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美麗國家與中央王朝)。潘文娶了中國籍的太太,如今和兩個小孩一起住在加州,也持續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評論。

當潘文上台,一開口就是幾乎聽不出老外腔調的中文「非常非常感謝」,顯見他在中國長年讀書、報導、研究的深厚功底。潘文說,他來台灣已有五十多次,但不管是國民黨當權的八十、九十年代,還是民進黨當權的時代,「他們都覺得我這個人比較頭疼」,「所以今天下午我最有慾望的事情,就是我不想讓你們頭疼。」

美國人對中國人的一種偏見

潘文說,他最近幾年一直觀察美國人對中國人的看法,其中有一種看法經常被忽略,雖然他認為是一種偏見,但很值得研究—很多有影響力的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或者華人接受不了民主概念,不管是人權還是結社權之類的普世價值,都抱持一種接受不了的心態。而且有相當一部分的美國人認為,只有一種獨裁、集權的政府來管理中國,才可以成功。

潘文強調,這種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偏見並非此時此地才有,而是一種「歷來的看法」。潘文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談起,當時孫中山從美國回到中國後,發現自己沒有部隊,但是袁世凱有,所以強勢的袁世凱當上了臨時總統。不過那時的國民黨相當受歡迎,所以在1912年的大選裡,國民黨選得不錯,宋教仁很有機會當上總理。

潘文說,宋教仁當時寫了一部憲法「相當有意思」。因為憲法裡頭,限制了總統的權力,把很多很多權力給了國會。而且憲法裡頭也說了,所有的人、包括總統,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這種想法對中國人來說,的確是一種突破。因為以前皇帝一開口就是法,皇帝甚至比法律更高。

袁世凱知道這件事以後就不高興,他也把宋教仁看成是對他的威脅。1913年的3月8日這部憲法在國會通過,宋教仁20日在上海等火車要到北京,很可能要當總理,後來被一群人給暗殺了,歷史學家一般認為這是袁世凱安排的,這也使得他需要一部新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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