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論主要關注在於「揭露隱藏的偏見」：《左膠是如何煉成的》選摘（1）

在現代時期，特別是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大多數西方國家發展出了被我們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共識。自由主義的主要內涵，就是政治民主，限制政府權力，發展普遍人權，每個成年公民在法律面前皆享有人人平等、言論自由，能夠尊重多元價值和誠實辯論，尊重實證和理性，實施政教分離，以及享有宗教自由等。這些自由主義價值觀被我們盡可能地高舉，發展為理想的典範。它和神權、種族歧視、奴隸制、父權制、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許多其他形式的歧視，持續鬥爭了幾個世紀，時至今天，仍然有未竟之處。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普世自由價值觀的捍衛者，堅持認為這些價值適用於每一個人，而不止限於富有的白人男性。這種爭取社會正義的鬥爭總是最為激烈，因為他們必須能夠指出，我們一般稱之為「自由主義」的哲學立場，也適用於廣泛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既包括美國人所謂的「自由派」（liberal）歐洲人則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social-democratic），也包括在所有國家都被稱為「保守派」的那些溫和形式的人們。這種自由主義哲學，是對各種類型的權威行動( 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是世俗或者是神權 )的反對。

因此，自由主義最好被視為一個兼容並蓄的共同領域，為解決衝突提供了一個框架；在這個框架內對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持不同觀點的人，可以理性地辯論公共政策。然而，我們已經走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捩點，作為西方文明核心的自由主義和現代性，面臨了是否能夠繼續維持其理想高度的巨大危機。這種危機的本質顯然是複雜的，因為它至少來自兩股壓倒一切的力量，一種是革命性的，一種是保守性的。兩者正在相互爭鬥，拉扯撕裂著我們的社會，前往某種不自由的方向。

極右翼的民粹主義運動者聲稱，要給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最後一擊，以對抗世界各地興起，且日益高漲的進步主義和全球主義。他們愈來愈多地轉而嚮往那些能夠保有和維護「西方」主權和價值觀的獨裁者與強人領袖。與此同時，極左的進步社會十字軍，將自己描繪成社會和道德進步的正義和唯一的守門人，彷彿少了他們，民主就變得毫無意義、空洞無味。那些在我們當中最極端左翼的人，他們的革命目標不只公開地把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壓迫形式而排斥，還以愈來愈威權的方式，尋求建立一種徹底教條性的基要主義意識形態，來規範社會應該要有怎麼樣的秩序。這場爭鬥中的雙方，都將自己的對手視為生存威脅，因此互相助長、極大化了對手的激進行動。時至二十一世紀，這場深層的文化鬥爭，已經充分定義了我們的政治生活，也開始擴及到我們的社會生活。

雖然右派的問題也很嚴重，值得我們仔細分析，但今天我們先要成為洞察左派本質的專家。這部分是因為我們相信，在雙方變得愈來愈瘋狂和愈來愈激進化的過程中，左派的問題，是一種對自由主義歷史的中心，也就是理性力量的背離。正是這種自由主義，對守護我們世俗的自由民主至關重要。如前所述，問題就出在以下的事實中： （相關報導： 風評：大法官的困惑─台灣陷入「反民主困境」的寫照 ｜ 更多文章 ）

進步左派不和現代性聯手，而是跟後現代主義搞在一起，後現代主義排斥客觀真理，並且將之視為由幼稚或是自大偏執的啟蒙思想家所提出的幻想，而貶低了伴隨現代性進步而來的種種成果。

我們致力投入研究，希望在本書中解釋的就是這個問題—後現代主義。不只是一九六○年代最初的起源，還有後現代主義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的變異。不管你從什麼角度觀察，自從共產主義普遍沒落，白人至上主義和殖民主義崩潰以來，後現代主義已經成為（或者說從中產生了）我們不得不面對處理的，一種最不寬容和最專制的意識形態之一。自一九六○年代以來，後現代主義，作為知識和文化面向上對變遷的回應，在學術界相對曖昧的角落被發展起來，如今卻已經蔓延到學術界的其他領域並進入社會行動，遍及官僚組織，以及小學、中學和高中等國民教育的核心。由此出發，它開始滲透到更廣大的社會之中。當我們比之前更辛苦地進入第三個千禧年時，針對後現代的強烈抵制，無論是理性的還是反動的，都已經開始主導我們的社會政治格局。

這場運動名義上的追求，是所謂的「社會正義」的空泛目標，這是一個可以追溯到近兩百年前的用語。對於不同時期的不同思想家，這個用語具有不同的涵義，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解決與糾正社會不平等的問題有關，尤其是在涉及階級、種族、性別、性取向等問題時，特別是當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法律正義的範疇的情況下。也許這當中最廣為人知的人物，是自由主義進步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他致力於提出許多有關組織社會正義的哲學理論，由此開展了一個普遍性的思想實驗。

在這個實驗中，一個擁有社會正義的社會，乃是一個個人，不管他出生在任何社會背景或身分群體中，都能擁有選擇權，而且又能享有平等和幸福的社會。此外，另一種明確反自由主義、反普世價值的實現社會正義的方法也被學界廣泛採用，特別是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這種方法源於「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這種批判理論的主要關注在於「揭露隱藏的偏見」和「未經檢視的預設」，通常是藉由指出社會及其運作系統中，那些會出現的瑕疵和不足來揭示問題所在。

從某種意義上說，後現代主義是這種批判方法的一個分支，這種方法在某段期間開始走出了自己的理論之路，然後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再次被批判社會正義運動者所採用（不過這群人很少會提到羅爾斯的相關主題）。這群人專橫地接受這一宣告的運動，將其意識形態簡化為所謂的「社會正義」，講得好像只有他們在尋求一個正義的社會，而我們其他人都在講相反的事情一樣。也因此這個運動被稱為所謂的「社會正義運動」（Social Justice Movement）。不少線上的批評者經常簡稱他們是「社正膠」（SocJus），或者更常叫他們「覺青」（wokeism）（譯注：它的信念就是要「喚醒」社會不公的本質）。

「社會正義」作為大寫「S」和大寫「J」的專有名詞時，乃指「社會正義」非常具體的教條解釋，以及實現它的方法，同時有嚴格的、權威的定義。儘管我們並不甘願把社會正義的根本，也就是原來自由主義的目的，出讓給這種非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運動，不過這個用法已經很普遍了。因此，為了澄清概念和做出區分，我們將以第一個字母為大寫的「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在本書中來表示上述的意識形態，而小寫的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則用來表達更廣泛和通用的意義。在此，我們要明確自己的社會和政治立場：我們反對的是大寫的「社會正義」，而更願意支持小寫的社會正義。 （相關報導： 風評：大法官的困惑─台灣陷入「反民主困境」的寫照 ｜ 更多文章 ）

＊作者海倫・普魯克羅斯（Helen Pluckrose），自由派政治與文化作家。詹姆斯．林賽（James Lindsay），是一位具有物理學背景的數學家，對宗教心理學、威權主義和極端主義感興趣。本文選自兩位作者合著之《左膠是如何煉成的：左派理論如何讓一切都成了問題？危害社會民主價值》（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