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蔡政府上台之後，民進黨所謂的改革大旗卻率先插入各式社會組織之中，試圖反轉民主化以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強化政府對於社會的控管。舉凡試圖立高密度管制的宗教團體法、鄉鎮市長官派，以及目前已通過的農田水利會長官派，都被外界認為是在針對親藍社會－基層組織的拔樁之舉。
不過就如同前述所說，在自由競爭的民主社會當中，各式組織有自身的政治傾向實屬正常，倘若以該組織，或該群體有政治傾向，用公權力、國家機器的力量，強迫性根除這些組織所謂的「政治色彩」，屆時則不僅破壞民主化後國家與社會的平衡關係，讓國家重新以家父長的姿態君臨社會，更可能導致這些社會組織通通服膺於國家，成為當權者鞏固權力的工具，這尤其是在政府能恣意派任自己屬意的人馬更為如此，最終讓本應反映社會聲音的組織成為政府傳令宣達、控管社會的工具。
「改革」第二招 削弱在野制衡
由於民進黨在2016年完全執政，國民黨自此也首次完全在野，必須重新熟悉過往未曾體會的政治處境，負起少數黨制衡執政黨的重責。然而民進黨不僅藉由「詮釋」議事規則，以「一事不二議」來阻止在野黨透過程序性障礙阻擋執政黨仗人數優勢通過議案，在野黨關於前瞻預算的釋憲案更是被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以一人未參與預算案審議之由給駁回，無疑是奪走了在野黨少數能制衡執政黨的制度武器。
此外，民進黨更藉由高舉「轉型正義」的大旗，透過黨產會、促轉會、監察院和司法系統對國民黨進行削弱。舉凡前陣子的監察院－陳師孟、北檢翻舊案追殺馬英九，到近日鬧得沸沸揚揚，針對特定參選人進行政治操作的東廠－張天欽事件，把本應是促進族群和解、正視歷史真相、鞏固民主自由的轉型正義，搖身一變，成為民進黨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
而在這樣已然質變的「轉型正義」操作之下，這也直接導致許多時候，在野黨對於執政黨的監督、制衡，都因此而失焦，讓許多政策面的議題，最後都淪於藍綠之爭，使得民進黨可以因此安然度過許多爭議，為所欲為。
更甚者，民進黨除了藉由國家工具鬥爭在野黨，以此來削弱對於執政黨的監督和制衡力量外，蔡政府更透過大量酬庸和放寬政務官門檻與名額，實質破壞了我國的文官制度，讓本應遵守行政中立、扮演國家運作專業防線的文官體系，也遭受民進黨的黑手滲透，聽黨的指揮。
另一方面，過往扮演制衡執政黨最後一道防線的社運組織，也由於過往與民進黨盤根錯節的關係，以及民進黨敢於忽視這些團體的聲音，將其當作是錄音帶，因此在蔡政府時期多次的街頭運動也始終無法發揮作用，這樣的處境甚至還被公視形容是社運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