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這種點頭之交的關係大約維持了半年。有一次，在大學服務中心的酒會上，文船山拿起酒杯走過來主動和我攀談。他說注意到我最近常在報刊上撰寫的文章，尤其是那篇〈中國大陸乞丐現象目睹記〉。他有一個洋朋友，亦即《天讎》的作者倫敦教授（Ivan D. London），最近正從事大陸乞丐現象的研究，目前尚在香港逗留；文船山問我有沒有興趣接受倫敦教授的訪談。我當時正對西方的「中國通」非常反感。這些所謂的「中國通」，其實是「不通」之至。他們在未與你交談之前，便已先有了一套「中共的勝利是歷史的必然」之類的觀念和成見橫亙在胸。當代中國人淋淋滴血的慘痛經驗，感動不了他們歷史命定論的鐵石心腸。中共各種不把人當人的倒行逆施，在他們眼中，無不一一出於「歷史的要求」並「符合歷史發展的律則」。一個和我在大學服務中心共用一間研究室的洋學者，則乾脆告訴我：在他眼中，中國的人民只不過是建造歷史的材料而已。
洋學者驚人的坦白，使我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原來透過「歐洲中心論」的有色眼鏡，他們看到的中國文化，無非是愚昧、野蠻和落後，合該讓中共連根鏟除；而白人的種族優越感，又使他們認為黃皮膚的中國人根本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理所當然要忍受中共的奴役和殺戮。明白了這一道理之後，我便發誓不再和中國通談中國問題，免得他們把我當成反面教員在著作中批鬥，或歪曲閹割我的原意，用以論證「新中國」如何如何的「偉大」，或「毛主席」如何如何的「英明」。
這次我自毀誓言，一口答應接受倫敦教授的訪談，一方面是發現文船山對時下中國通的厭惡，和我在伯仲之間，知音之感頓生；另一方面是我曾讀過《天讎》，覺得它是西洋的一本把中國人當人看的專書；而文船山又告訴我：倫敦教授由於在該書中對中共持批判態度，已引起中國通們普遍的憤怒和憎惡；對於這個在「歌德」潮流中反戈一擊的諤諤一士，在情在理，於公於私，我都應該表示由衷的感佩和道義上的支持。和倫敦教授見面約好在某日的傍晚六時，我和文船山到了倫敦夫婦下榻的半島酒店，便立刻開始了對談。倫敦教授不通中文，我那篇長達四萬言的〈目睹記〉，已由倫敦教授的同事李佑寧教授全部譯為英文。倫敦教授根據英文譯稿，逐一仔細和我深入討論。每當我們的英文溝通出現困難時，文船山便負責幫忙疏解。
三
和文船山由半島酒店出來，已是晚上十時半了。由於肚子在唱空城計，嘴巴不說，臉色大概也不怎麼好看。倒是文船山一臉的歉疚，死扯硬曳地把我拉到尖沙咀的一間中國酒樓坐下來，一疊連聲地道歉，好像一切都是他的錯。文船山的厚道，弄得我真有點不好意思起來：猶太佬不請吃晚飯，誰又料得著了？人家不是也和你一樣餓了四個半鐘頭？你的臉色要擺給誰看？堂堂男子漢，怎能這麼小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