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五十年以來,國際貿易自由化促進全球經濟成長發展。自由貿易通常顯著豐富提升全世界民眾的經濟生活品質,許多貿易夥伴長年尋求互惠,積極減少關稅、配額、禁運、外國投資限制等等的國際貿易壁壘。近年美中貿易戰爭當中,美國政府透過鉅額關稅與投資限制,嘗試降低對於中國大陸民生貿易的依賴程度,試圖反華脫鉤去風險。近年來拜登政府嚴正呼籲,美中兩國應維持公平互惠的雙邊貿易關係,世界貿易組織持續幫助解決多國貿易糾紛,拜登政府希望鞏固國家安全與科技領導的雙重國際地位,西方盟國應當加強人工智慧演算法、高速網路通訊、半導體晶片、稀土、活性醫藥原料、電動車等等的全球供應鏈。全球貿易夥伴必需共同努力,適度減少世界碳排放,遵循堅守嚴謹的相關環保法律規範,國際貿易新秩序講究更加廣泛的多邊優惠協議與跨境契約慣例,達成世界各國的非經濟政策目標,實踐新世紀覺醒資本主義的長遠永續經濟發展〔ESG woke capitalism〕。
二十世紀四○年代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政治領導人積極擁護國際貿易自由化,這些領導人堅信,更加開放的國際市場將能夠促進經濟成長發展、良性競爭、科技創新等等,顯著豐富提升全世界民眾的經濟生活品質。事實上,戰後世界各國首先透過國際關稅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積極追求國際貿易自由化的這些主要好處,然後九○年代中期,關貿總協定轉變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千禧年初期中國大陸與台灣相繼加入世貿組織,許多西方政府,特別是柯林頓與小布希先後執政的美國政府,積極盼望中國大陸,逐步走上全球富裕民主國家的政經自由開放路徑。然而,九○年代以後三十多年,台灣成為東南亞新型開放民主社會,中國大陸仍然維持中央專制的政府型態,落實國家資本主義,建構中共當局「富有中國特色的工業貿易政策」,妥善保護關鍵產業當中,國營事業與中小企業的共生繁榮。
九○年代至二○二○年,世貿組織透過多邊協議,適度影響全球平均關稅下降至少五個百分點,這種普遍關稅銳減,直接幫助低所得國家脫離貧窮: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關稅下降超過二十八個百分點,印度關稅下降超過五十個百分點,巴西關稅則下降超過十個百分點。這種世界貿易秩序有效推動,雙邊貿易協定與區域貿易協定的茁壯發展,自從九○年代直至二○二○年,全世界激增三百多種自由貿易協定,這種結構變化影響全球平均關稅又降低至少三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