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五十年以來，國際貿易自由化促進全球經濟成長發展。自由貿易通常顯著豐富提升全世界民眾的經濟生活品質，許多貿易夥伴長年尋求互惠，積極減少關稅、配額、禁運、外國投資限制等等的國際貿易壁壘。近年美中貿易戰爭當中，美國政府透過鉅額關稅與投資限制，嘗試降低對於中國大陸民生貿易的依賴程度，試圖反華脫鉤去風險。近年來拜登政府嚴正呼籲，美中兩國應維持公平互惠的雙邊貿易關係，世界貿易組織持續幫助解決多國貿易糾紛，拜登政府希望鞏固國家安全與科技領導的雙重國際地位，西方盟國應當加強人工智慧演算法、高速網路通訊、半導體晶片、稀土、活性醫藥原料、電動車等等的全球供應鏈。全球貿易夥伴必需共同努力，適度減少世界碳排放，遵循堅守嚴謹的相關環保法律規範，國際貿易新秩序講究更加廣泛的多邊優惠協議與跨境契約慣例，達成世界各國的非經濟政策目標，實踐新世紀覺醒資本主義的長遠永續經濟發展〔ESG woke capitalism〕。
二十世紀四○年代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政治領導人積極擁護國際貿易自由化，這些領導人堅信，更加開放的國際市場將能夠促進經濟成長發展、良性競爭、科技創新等等，顯著豐富提升全世界民眾的經濟生活品質。事實上，戰後世界各國首先透過國際關稅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積極追求國際貿易自由化的這些主要好處，然後九○年代中期，關貿總協定轉變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千禧年初期中國大陸與台灣相繼加入世貿組織，許多西方政府，特別是柯林頓與小布希先後執政的美國政府，積極盼望中國大陸，逐步走上全球富裕民主國家的政經自由開放路徑。然而，九○年代以後三十多年，台灣成為東南亞新型開放民主社會，中國大陸仍然維持中央專制的政府型態，落實國家資本主義，建構中共當局「富有中國特色的工業貿易政策」，妥善保護關鍵產業當中，國營事業與中小企業的共生繁榮。
九○年代至二○二○年，世貿組織透過多邊協議，適度影響全球平均關稅下降至少五個百分點，這種普遍關稅銳減，直接幫助低所得國家脫離貧窮：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關稅下降超過二十八個百分點，印度關稅下降超過五十個百分點，巴西關稅則下降超過十個百分點。這種世界貿易秩序有效推動，雙邊貿易協定與區域貿易協定的茁壯發展，自從九○年代直至二○二○年，全世界激增三百多種自由貿易協定，這種結構變化影響全球平均關稅又降低至少三個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