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局的高級職員被調職到北邊鎮上，所有人都同情他，因為據說北方人粗鄙、操方言，還有天氣異常酷寒。當然，劇情的安排是高級職員悲愴地赴職，卻發現鎮民並不如外傳那樣野蠻，他們熱切接納他，招待他，這下主角難為了，他為了保有原本家人因他調職而付出的憐惜，只好將錯就錯，設下騙局—除了劇情，影片中逗人發噱的是北方獨特口音。
某個週末，我百無聊賴，躺在房間小床上連看幾部法國片。我講起這部電影，她開心起來，說：「我就是從那鎮上來的啊！」
接著她證實，在他們那兒，人們真是這樣說話。子音發音方式不同。我老覺得空氣從他們齒間洩出，人人都有大牙縫。
新室友，一頭赤銅色捲髮，白皮膚。同樣是法國人，她比瑪兒白上許多。她的皮膚像摻了粉，或許正是她從北邊來的象徵。波爾多的瑪兒是南方人。
要前往波城前，確實，有人向我提及南北用語不同，像是巴黎人的pain au chocolat，在西南方人口中叫chocolatine—然而我不大在意此事。我的法文沒那樣好，地區用語的差異在我根本無法分辨。講西南方法文或首都法文？前提是能先講流暢的法文吧。
新室友講話輕聲細語，每一句話間似乎滿溢著空氣，每個字像灌了氫氣，這些字你一放手，它們就要飄起來。瑪兒講話不是這樣。瑪兒的每個句子都紮實飽滿，扔到地上像會發出重響。
見面第一天，新室友和我握手，告訴我她幾歲—三十五歲；為什麼來波爾多—一份新工作；以及，到底為什麼要從法國最北的城鎮千里迢迢來此，她從未經驗過南方夏天，而今年夏天她房間裡甚至連臺風扇也沒有—她想有個新生活。
熱心且友善，我的新室友，從我們初次碰面，她就展現她的大方親切。她打開櫥櫃，說如果我缺什麼，她那有，咖啡粉、花蜜、茶......好像我才是剛搬來的新室友。她讓我不好意思，我樣樣具足，最後她硬塞了茶包到我手中。這些茶包，能助眠的茶包，她強調，是天然藥草，喝了舒服。
她看著我時眼神真誠，眼周邊緣深黑的眼線讓她兩眼迷濛，那是上了妝或天生的？圓潤的臉龐掩飾她尖凸的顴骨，雀斑像奧妙的機運，隨意冒在她臉頰上。
波爾多是座宜人的城市。生活在這兒是美麗的。大西洋終年吹拂的海風調節了氣候，人們口中的冷或熱，都不那樣咄咄逼人。
瑪兒拿著電扇滿屋跑，電器都因高溫而罷工。下了課我搭乘沒安裝空調的巴士回家，瞧見汗珠掛在那些法國乘客臉上，眾人默然，像穿著衣服洗蒸氣浴。
新室友來時已是八月底，夏末，天氣忽陰忽晴，上午豔陽高照，突然就飄來黑雲要下雨，你打起傘，陽光又從雲邊漫出。
起初我以為新室友是麵包師傅，後來得知她是女侍。她工作的店舖在學校附近，中午許多學生來用餐，她們幾個女侍忙得不可開交。
她講了幾次要帶麵包回來，有天她真這樣做。一袋小可頌放在餐桌上，下面壓張紙條：給女孩子們。
然後我們聊起此地的可麗露名店，不是那間有花俏櫥窗，專賣觀光客的那間。
波爾多作為可麗露的原產地，這個來自釀葡萄酒副產品的點心，在店裡你可以買到大中小三種尺寸，小的約成人拇指節，你能買一袋像糖果那樣吃。
連甜點也意欲人醉的波爾多，寂寞的具體樣貌，在此實屬罕見。
一天下午，樓上美國室友把音樂開得大聲，俗氣的流行樂，我們在樓下笑。屋裡總有人。待業中的瑪兒時常在，有天，她帶了兩條狗來，一大一小，名為印地安跟路基。路基在屋裡探勘，乾脆把我房間當過道來去，我們還得當心牠們別咬院子裡的烏龜。對了，烏龜，後院放養幾隻龜，這些冷血傢伙熱天要出來曬太陽，我的房間就在院子旁，常聽見牠們在掘土，翻草屑，來來去去，好幾次惱得我得去查看牠們到底在院子的垃圾桶後方，經營什麼大事業啊？
義大利的情侶檔安東先生和安東小姐還在時，他們老窩在廚房，這民族愛熱鬧，總要我加入他們，叫我和他們一起去後院晚餐，叫我和他們去河邊pique-nique，而且他們總說：你要來，因為我們也會做你那份餐。
到最後我破天荒得刻意更動用餐時間，才有機會偷到自個兒吃飯的安靜。甚至連早餐時間也是如此。維多和我出門時間相仿，通常我們其中一人會先佔到咖啡壺，但我們煮的咖啡永遠共享。
和安東先生更不用說，我們彼此有聊不完的電影、音樂、文化差異。此人風趣，他的風趣或許來自他看事情總帶點刻薄，以及，不為保持客氣而迴避某些話題—只要你抱持如同學術討論的態度—結果，我們聊得很愉快。
意外的是儘管如此，事事順遂，在波爾多我還是哭過幾回。
可這哭的原因並非傷心，也非孤單啊寂寞啊，說來真的奇怪，反倒更像種需要被滿足的欲望，就像肚子餓時需要吃，就是這樣簡單。
六月底，我和朋友們湊音樂節的熱鬧，整晚在大街走。維安警察守在車站，他們樂見我們吃驚的表情，好像逮到機會把人捉弄一番—當他們宣佈今晚所有車班都停駛，全不能進城時。
我們走了整晚。整路上全是音樂。市民自組擊鼓隊，路人在街上手舞足蹈。民眾把原本放在客廳的音響搬到陽臺，大聲放自己最愛的搖滾樂，一年中的這晚任何人都能做DJ。無拘無束，沒有責任，也沒有懲罰的一晚。冰店大排長龍。我們從加隆河對岸走來，在橋上看落日將黃濁濁的水波染得澄紅。幾人跑在前頭，他們太興奮，連路也沒辦法好好走，只能跑著跳著，在其他人身邊轉。
我們不停抱怨沒車搭，但我們的抱怨都不是真心的，充其量是讓我們誇耀今晚有多獨特，此時此地的我們又有多獨特。
離家最近的公車站牌立於一座大公園旁，公園裡有幾張長椅，其中一張長椅後方有個木製舊書櫃。雜七雜八的書歪倒在裡面，隨人交換取閱。這些舊書，許多書封都磨耗出紙的原色，它們看來不像要與人分享的珍藏，更像急於擺脫的前任。
幾株栗樹嵾天，沙地旁無樹，沙土上幾人滾球。一女人上場，她欠身，扔球，她的球朝前滾，在貼近標的球邊停住。男人們叫好，女人得意，揮揮手，似乎在說沒什麼。
我坐在長椅上，一會兒，我哭起來。可我完全不傷心，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哭。
我們玩鬧到半夜，後來我的好同學長腿想不起回去的路，我讓她借住我那。早上起床她說要畫眉毛，什麼妝都不上無妨，但一定要畫眉毛。我跟她說我沒那些東西，我把我有的丟給她看，她看完嘆了口氣。
今早上課她沒眉毛，也沒課本。我還和其他同學開她玩笑。
沒有任何壞消息，沒人辜負我，天氣舒服，學校旁你還能買到道道地地，散著酒香的可麗露。
我抹掉眼淚，試著想些理由，但它們都不成整的理由，也非當下的理由。
或許我哭是為了某件過往的傷心事？某件彼時未哭的債？
事件恐怕太瑣碎且太久遠，我不記得了，可傷心卻被留存，然後，隨時間醞釀，發酵，熟成，直到某天在和自由空氣相遇的那一刻，甦醒過來。
當然—更有可能只是前晚的音樂節我們玩得太瘋，心情太激動而已。
哭飽後我舒服多了，人很實在，收拾收拾，便散步回家去。
她站在房門外抽菸，在馬路邊，我下課回家瞧見過幾次。日光照在她身上，她倚著牆，裸露的雙臂白得像羽毛。
她是我們之中最早出門，也最早回來的。她的房間在一樓，街邊，如果她不想讓房間裡有菸味，不願像瑪兒和房東太太那樣，在客廳把菸當看電視的零食那樣隨手大抽特抽，馬路旁的確是她唯一的選擇。
然後她像做錯事般，歉赧地向我解釋，她不知道為何自己又抽起菸來。她又重複說她早打算戒了，也遵守了一陣子，但來到波爾多，她看到雜貨鋪。
再一次是週六下午，我打算出門去看場電影，遇上新室友站在路邊抽菸。這次我們一起走了段路，她說她其實也準備出門。
那時我們正走到夏特斯墓園（Cimetière de la Chartreuse）外。啟用於十八世紀末的墓園是波城觀光景點之一，遊客中心舉辦的暑期活動中，包含了夜遊墓園探險。有些名人安息於此，西班牙畫家哥雅（Goya）還在這兒立碑。
墓園外有座公車亭，有時我想走點路，便會從住處走來這兒等車進城。墓園四周高聳的圍牆，採用當地產的米色石灰岩，切割成大面積長方磚建成。靠近點看，你會發現磚塊橫切面像紙頁般層層相疊的紋理，以及夾置在石頁之間，無數的小貝殼。
我停下腳步，和新室友要在此分手。我打算在這兒等車，她要轉往別處。
在我們道別前，新室友正計算著菸價和薪水，從她認真的口吻聽來，她似乎不打算停掉這項舊嗜好了，反倒是對漲價略略地埋怨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