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同事形容為膽大妄為的張天欽，在內部會議上稱「促轉會是東廠」、「侯友宜的例子不操作很可惜」。他的狂言被爆料後，引發軒然大波。其嚴重性在於促轉會是為轉型正義而成立，既要真相及究責（確定歷史責任），以治療一黨獨裁統治下的歷史創傷，又要和解及寬恕，以助全社會（結束分裂）一起走向未來。它最不能容許的就是冤寃相報，藉不正義方式操作政治，讓「東廠」之類迫害死灰復燃。
遺憾的是，以民主政黨自居的蔡政府內部，竟然還有「東廠」觀念的人。這顯然和蔡英文喜愛任用「老藍男」（具有黨國思想遺毒的人，不分藍綠）、疏離黨外及早期民進黨「反抗不義」傳統有關。
東廠是獨裁統治工具，任何人一想到東廠就想到「特務迫害」。在民主時代還有東廠觀念的人，一定是深中特務統治毒化（嚴重黨國思想遺毒）的人。像國民黨最先給促轉會戴上「東廠」帽子（張天欽是隨後「對號入座」），這次張天欽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又借機要促轉會「全體請辭，暫停運作」，十八位國民黨立委還硬闖行政院，要求廢除促轉會，就證明他們的黨國思想遺毒嚴重、他們要破壞轉型正義進程（如同他們反對黨產會處置不當黨產一樣）。
確實，靠黨國體制（包括特務統治）吃香喝辣及作威作福的人，怎麼可能贊成轉型正義！馬基維利早就說過了，「安享舊制度（從舊制度獲益）的人一定敵視改革」。因為改革意味特權的喪失；受害者視為不公不義的事，大多特權者及加害者卻視為理所當然。蘇貞昌日前說得好：「當年打壓人民、扭曲歷史、行使威權的正是國民黨，所以才需要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就是改革。黨外及組黨初期的民進黨因為「反抗不義」，所以反對並要求改革黨國體制及特務統治。他們自然也會反對改革派民主政府「尤而效之」「重蹈覆轍」。這由張天欽事件發生，促轉會主委黃煌雄及閣揆賴清德馬上出面道歉可以看出。
而經歷黨外走向組黨時代的蘇貞昌，更展現了昔日「反抗不義」的精神。他接連二天指摘張天欽「講話非常錯誤、非常不適任。」「過去人民受到許多寃屈苦難，經歷幾代人的努力，才有促轉機制。促轉不是為了一個人、一場選舉、一個政黨。」「轉型正義是很嚴肅的事，要繼續努力才能還原歷史、澄清真相，還給受冤屈苦難者公平正義。這是台灣社會的期待，不必因為一個官員的瘋言瘋語而受到影響。大家應該跨過去，向前走。」
事實上，沒有跨過張天欽事件，讓轉型正義回歸正軌，身受四十年獨裁特務統治創傷（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台灣社會是不可能「向前走」的。阿倫．哈斯的《納粹大屠殺後遺症》及朱蒂絲．赫曼的《創傷與復原》二書，都說明了不論個別或集體心理創傷，是何等難以痊癒。這必須賴他人及社會採取行動，共同分擔責任及修補傷害，「重建倖存者（及其家人後代）的秩序感和正義感」，才能走向痊癒。
而要分擔責任及修補傷害，赫曼指出，就必須面對「人類的脆弱及人性中的邪惡」，提出改善。前者是指旁觀者包括順民的「事不關己」及「袖手旁觀」，後者是指加害者集團的「否認罪行」「拒絕反省」「賊喊捉賊」及新政權的「冤冤相報」等。
什麼是轉型正義「正軌」？自古以來，各國「變天」後對前政權重大歷史罪惡的處理不出「報復」與「遺忘」二途。前者固然能「以儆效尤」，卻有可能「冤冤相報」，罪惡不斷循環。後者則縱容不義，讓迫害元兇幫兇「死不悔改」，變相鼓勵「專制復辟」。以和解及重建民主法治而不是以報復及遺忘為目標，正是廿一世紀轉型正義的新趨勢，也是轉型正義「正軌」。1999年屠圖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2000年泰鐸的《轉型正義》及2001年瑞格比的《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等重要著作都是持此觀點。
2007年來過台灣的屠圖，他的「以真相交換和解（寬恕）」「有人認錯才有和解」名言及着作，台灣已耳熟能詳。比較更進一步的是《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書中指出1994盧安達種族大屠殺結束後，政府為了和解及重建而進行廣泛調查。對於「你願記住還是忘卻」，受害者一方大多回答「為了防止迫害再度發生，我們必須記住。但我們必須忘卻仇恨及報復，才能向前走。」「忘卻很難，但我們必須寬恕。」
同時，出於寬恕的必要性，許多人也認為必須重新定義奉命執行迫害者的罪行，「他們不應該為他們的迫害負全責，因為他們是受到毒化的人。」（如同台灣受到黨國思想教育毒化的軍警黨特中下級人權迫害者）
作者為此評論道，將元兇幫兇分開對待的寬恕做法，反而能促成一種新型關係，使奉命執行迫害者從受害者一方的怨恨中解脫出來，也減輕受害者「永難痊癒」的痛苦。「寬恕是一種創造性行動，它使加害者及受害者雙方能攜手邁向未來。」
台灣解嚴已超過三十年，白色恐怖時期擔任幫兇的人多已退休或即將退休，二二八時代人物更已不存。像張天欽這類欲對獨裁特務統治時期加害者及執法人員究責，甚至自比「東廠」、要拿在野黨候選人來「操作」的想法，不但時空及氛圍不對，而且無助社會和解，連南非的「以真相交換和解」目標都達不到，堪稱是黨國思想遺毒作祟！而國民黨迄今仍在「否認罪行」「拒絕反省」「賊喊捉賊」，更是黨國思想中毒太深，需要緊急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