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全面執政以後，極力促進「轉型正義」的落實，希望能夠實現社會正義的理想。然而，「轉型正義」大抵以政治、黨派為導向，一般民眾感受不深。
正義有許多面向，包括土地正義、居住正義、分配正義、司法正義、環境正義等等。另外，有一種正義關係到貧富、階級的公平對待與生存機會問題，卻往往被主政者所漠視的，那就是「教育正義」。
所謂「教育正義」是指教育的作為和資源分配能夠公平合理，保障個體接受教育的機會均等，避免受到差別待遇，使每個人能夠發揮潛能，提升教育價值。
《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指出，在改善不正義的方法上，擁有公平受教育機會，比累進稅率更為重要。我們可以說，教育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條防線，因為那是窮人能夠翻身的唯一管道。然而，一直以來，臺灣社會存在著顯而易見、不公不義的教育現象，卻久久無法改善。
教育正義上，學費支付與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可以作為主要的判定指標。由於出身的差異以及入學的篩選機制，擁有高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家庭子女往往較容易進入國立大學，甚至頂尖大學。相對的，一些弱勢階級的子弟，多數進入私立大學。結果造成有錢的人讀公立大學，繳低學費，享用高資源；沒錢的人讀私立學校，繳高學費，忍受低資源的現象。這種教育的逆向操作、資源的反向分配，等於運用國家的力量，強化了公私立大學間的階層關係，製造階級再製的事實，讓窮人失去翻身的機會。
從教育分配正義與國民賦稅公平的角度而言，臺灣公民所受教育權利與義務是極端不公平的。公立大學的學生佔27%，私立大學的學生佔73%，但所享受的教育資源與付出的學費，卻有極大的差異。
多年來，政府對佔有三成學生比例的公立大學教育經費預算總補助，遠遠高出佔七成的私校學生。以105年為例，政府對公立大學的教研補助高達420億元，而私立大專院校僅有266億元。
教育部每年分配給公立大學的經費，加上學生的學雜費收入，公立大學每位學生，每學期約可享用12到20萬元的教育資源，但是每位學生只須繳交三萬元左右的學雜費；反觀私立大學學生每學期必須要繳交兩倍的學費，卻只能享用公立大學學生不到一半的教育資源；更不公平的是公立大學學生大多來自中上階級，私立大學學生大多來自中下階級，造成富人低付費高享受，窮人高付費低享受的不公現象。
依據衛生福利部105年統計，每月每人平均所得不到2萬元的中低收入戶有11萬多戶。這些家庭的子弟如果進到私立大學，每年要拿出大半的收入，支付10萬元的學費，勢必形成沉重的負擔。如果家裡有兩個小孩，更會拖垮家裡的經濟。因此，有些窮人不得不放棄就讀的機會，除非申請就學貸款。
截至民國106年7月底，臺灣有83萬9,341人背負學生貸款，學貸總金額為1,824億7,628萬元；根據教育部統計指出，目前揹學貸的年輕人中，有3.3萬人因月收入不到3萬元而還不起貸款，其中大部分是私校的畢業生。
人力銀行調查顯示，臺灣有38.7%大學生背負學貸，其中21.5%負債30至40萬，平均負債29.7萬元。粗估畢業後，平均每月只能償還4,853元，至少得5.1年才能還清。更有甚者，私立大學學費約為公立大學的兩倍，然而，依據前行政院青輔會的調查，學生畢業後的平均薪資，卻少了5,500元。造成貧者益貧、富者益富的循環，讓階級再製世世代代的惡化。教育，變成優勢階級漂白的工具。
德國總理梅克爾說，讓孩子因為貧窮而受不起教育，是國家的恥辱。在教育商品化的趨勢中，由於學費不斷提高，學貸已成為資本主義教育國家的共業。根據美國教育部的數據顯示，2016年約有4,230萬人背負學貸，貸款餘額達40兆臺幣，20歲左右的美國學貸族，每月平均須還款1萬500元；韓國年輕人畢業後拖欠學貸人數比往年增加8倍，學貸也讓日本大學生擔心，是否要用一輩子來還債。
不公的教育是階級再製惡性循環的關鍵，它深化整個社會的不平等，走向貧富差距擴大，讓有錢的越有錢，沒錢的不斷複製貧窮的下一代。如果教育無法讓經濟弱勢者減輕負擔，那就是國家不義、社會不公。
社會正義的達成，大學應依學生經濟能力收費，讓有錢人多付費，沒錢人少付費，甚至不用付費。基於「教育平權」的理念，臺灣如果沒法追隨一些歐洲國家，例如德國、丹麥、芬蘭、挪威、瑞典，甚至愛沙尼亞、土耳其的免學費政策，至少，應該讓公私立大學的學生都受到國家公平的對待，獲得同樣的經費補助和資源提供，這樣才能發揮「教育正義」的精神。
＊本文原刊《通識在線》，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