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角度看，施派爾、莫雷爾和希德尼．史密斯已經算好過了，而他們之後對此也了然於心。中國員工承受的壓力比他們大得多。姚剛（Yao Kang）從後來的北京大學畢業後，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加入在上海的太古。一九五一年年初，先後在香港和倫敦受訓的姚剛被委任到上海辦事處；在倫敦時，他曾擔任沃倫葬禮上的香港辦公室代表。從抵達中國的那一刻起，他就受到懷疑，被要求向當局提供生平紀錄，而且開始工作後就固定受人監視，他的廢紙簍在每天工作結束時都會被翻遍，他的房子遭到搜查，他的日常活動受到監視。但至少他的房子坪數大，比姚剛這些後輩住的房子要大得多。這是公司策略，將員工分散在當時相當龐大的地產中，以防非法占住者。姚剛身為海歸人士，曾在外國公司工作，又畢業於外國大學，甚至在家庭背景和人際網絡被納入考量之前，就已具備了三重嫌疑。住處也證實了對姚剛不利：房裡很多地方是關閉的，但當調查人員快速搜查時，他們發現有證據顯示，這裡以前安置過一名居高位的戰時通敵者。那汙點不請自來地附在姚剛身上。他的妻子旋即尋求返港許可。
姚剛的工作有一大部分是盡可能轉移稅務機關和警方對公司的指控──譬如在海外接受英鎊付款的權宜之計，如今成了一種負擔──因為它被指控是為了幫助公司逃稅。最黑暗的時期是中共發起運動打擊貪腐、逃稅和其他經濟犯罪，通常被稱為五反運動。這也有助於恐嚇都市的中產階級。公司裡有一名資深經理受到「嚴厲的訊問，然後被迫供認」公司使用戰爭結束時接管的日本原物料，也承認有貨幣「犯罪」的行為。另一個經理「在幾個小時內，接受了兩次嚴厲訊問」，現在「被推到輕生的邊緣」。更殘酷的是，「他的其中一名摯友謀殺了他的四個孩子和妻子，然後自殺了。」上海發生了大規模的自殺事件。一份轉交給外交部的便條，不帶評論地記錄一名男子剛從附近的建築物跳樓，在太古公司的前門附近墜落身亡。儘管危機一波波，鶴唳風聲，事實證明，姚剛、汕頭中國經理莫里斯．秦和上海副經理馬存彝（Ma Zung Yee）等人的機敏、不屈不撓和務實，對公司從中國脫身至關重要。
收掉上海分行一事早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就討論過：隨著五反運動展開，上海的條件「變得令人完無法容忍」，不過其他分行被認為可能還會堅持下去。一些實際困難阻礙了倫敦總部思考這個問題。其中一個困難是和在中國的員工通訊。香港和上海可以透過電話聯絡，但所有人都知道，電話並不安全，因此任何舉動都必須小心翼翼地提前準備。姓名在書信與電報裡以粗略的代碼取代。第二個困難挑戰更大：真正找到可以談論的人的困難。一九五三年三月，約翰．史考特在報告中提到，前上海經理比爾．雷─史密斯（Bill Rae-Smith）發現，「根本見不到比辦公室小弟層級更高的人」，就算他們見到了高層，也不可能得到一個決定。但在一九五三年秋天，上海經理德瑞克．德索斯馬雷斯．凱里（Deryk de Sausmarez Carey）所寫的一份備忘錄「透過一條安全且迂迴的路線」傳到了香港。凱里評估了到目前為止的情況，建議關閉上海辦公室，借用他直言不諱的說法是「快逃政策」。「我了解，」他寫道，「帝國不是建立在失敗主義上，但在共產主義統治下，沒有冒險的餘地。」隨後，這位在多間分行累積二十年經驗的資深太古人指出，這也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問題。事實上，凱里認為，
中國民族主義猖獗。而這股熱潮並非前所未見。它代表激盪了整個世紀的運動臻於成熟，但這一次，它有專心致志的領導層和一份使命感。93
所以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上旬，喬克．施懷雅視察香港期間，在日記裡簡短寫下：「如果可能，決定全面退出中國。」安排入境簽證雖花了一些時間，但約翰．馬奇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以新任經理的身分抵達上海，其職權非常明確：他將關閉一切太古事業。在中國經營了近乎九十年之後，太古集團最終認定，繼續堅持下去不會有任何收穫。公司需要找到一種方法清算資產並償還負債。目標是在三月達成全面協議。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麥田出版之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十九世紀駛入中國的英國商人，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撰文/畢可思（Robert Bickers）
責任編輯/周岐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