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公司這些年的經歷，談判最終退場的約翰．馬奇（John March）把共產黨上臺後太古處理其業務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一段鞏固期，然後從一九五二年尾聲起，是一段控制期，然後從一九五三年秋天開始，是一段「不耐煩」期。在第一階段，勞工被鼓勵與管理層對抗，而管理層被迫承認並處理勞工的不滿，同時開始出現防止公司以任何方式緊縮開支的障礙。公司需要以某種方式滿足提高的員工成本。戰後的經濟危機使上海的勞資衝突持續不斷，太古的企業自然也經歷了這一切。因國民黨空襲而加強的封鎖，進一步損害了經濟。現在，有組織的勞工站在政治上極有利的位置討價還價。太古公司在一九五○年告訴上海市勞動局，你沒有權利為「私營企業」設定薪資水準。勞動局回答，有的，我有權利，並命令太古滿足海員工會所提出的加薪要求。在第二階段，共產黨幹部開始在公司內部、同時從公司外部行使更大的權力，控制勞工的工作熱忱，並限制管理者的選擇權。到了第三階段，壓力變得如此之大，以至於太古公司徹底結束在中國的業務。共產黨的諸多策略也是針對中國人開的公司，外國企業在某種程度上還沒遭到共產黨對付私營企業的全力打擊。這並沒有讓他們的企業生存變得更容易。公然徵用的情況不多（可是所有的躉船，在航行時代倖存的那些船，都被接管了，天津一些「未使用」土地被接管，然後太古輪船的倉庫和財產於一九五三年二月在廣州被沒收了）。影響整個過程、也支撐著中國政策的的一個因素是，在某些情況下，最初，沒有替代員工幹部或任何代理商可以接管這些複雜的既定利益。可是有些事一旦準備好，變化的步伐就迅速加快。在此期間，有個被員工形容為騷擾的不變政策。例如，一九五三年年底，有人指控太古說它一九五一／五二年在上海的一些活動是非法的。（交叉融資「一般太古利益」和太古貿易有限公司的收益是很容易被攻擊的要點。）一組調查人員隨後來到辦公室，「翻閱搜查文件數週，搬走好幾捆的信件，並嘀咕著應該懲罰那些破壞國家經濟的人。」
有些分行保持自籌資金，靠租金賺取收入，不過一旦當局決定逐漸提高他們的成本時：租戶會被責令不要付租金，不然就是租賃協議續約的審理結果遲遲沒有下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上海結束其保險業務後，分行花了十八個月，經歷一輪又一輪令人疲憊不堪和工會的談判，終於資遣了十六名如今閒置的員工。當一名經理拿到他的出境簽證並離開時，公司這才得知，公司被要求雇用在他離開後成為冗員的家僕。當局下令，承包商的員工也必須記在公司本身的帳簿上。太古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才遣散四個沒有餐廳可服務的餐廳管家和兩個沒有車可開的司機。一九三九年，日軍攻占武漢後，有三百五十名海員在武漢被遣散，他們提出對一九四九年後退休補助金的索賠。那些還有事可做的員工，嚴格謹遵自身的確切職責，並拒絕承擔任何其他職責。上海的太古倉碼頭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後的三年內都沒有船舶停靠，但公司仍被要求繼續僱用四百三十九名員工，並支付他們薪水。公司每年要花十萬英鎊在這些人事成本上。一九五一年九月、一九五二年四月和六月提出關閉永光油漆公司的申請直接遭忽略。最後一次的申請還包括關閉太古倉碼頭，以及結束太古貿易有限公司和太古糖廠的上海業務。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關閉太古倉碼頭的進一步請求終於得到回應。地方當局這會兒顯然準備好了，而且已經組建了接替其業務的碼頭公司。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公司關閉，資產轉移。同時，對油漆工廠的員工「超乎尋常的思想灌輸」，也被認為是即將在那裡展開談判的前奏。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經過艱難的談判，在談判後期階段，中國當局命令公司的銷售代表指示客戶，不要再購買他們公司的產品，也不要償還對該公司的債務，永光油漆公司的廠房和所有資產及人員全數移交給一家中國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