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府於一九五○年一月六日正式承認新政權。只是令人困惑的是，位於新首都的北京當局並沒有對此作出任何回應。反之，北京拒絕承認英國或其他北約集團外交官的地位。一九五○年年底，中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韓戰，情況進一步複雜化，隨著衝突持續到一九五三年，衝突似乎隨時可能再擴大，英國官員不禁思忖，一旦衝突發生，該如何處理英國船上的中國海員這類問題。自一九四八年起，他們一直在馬來亞對抗以中國共產黨為主的叛亂。香港的安全與否引發極度焦慮。像太古這樣的公司當然想知道在暴力接收似乎有其可能的情況下，對殖民地進行大量投資是否明智，不過這威脅將會過去，因為新政權似乎願意等到其他時候再逼他們做出決定。但殖民地發生的事件也有可能引發跨境反應，一直是這段歷史的一個特點。接下來也還是如此。一九四八年一月，在抗議香港警方試圖驅逐九龍寨城（Kowloon Walled City）非法占住者所引發的騷亂中，太古廣州辦事處慘遭燒毀。內戰本身給殖民地帶來了大批人潮。在實施邊境管制的一九四五至五一年間，共有一百四十萬難民前來殖民地避難，在接下來的十年又增加了四十萬多人，其中包括許多對香港經濟有重大影響的企業家。他們帶來了技能、資金，有些人還帶來了他們的資產，船隻也不例外。香港如今踏上了成為冷戰飛地和製造業奇蹟之路。
英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時已經是一九七二年，而英國駐北京特使自一九五四年起才得到某種承認。在此同時，新政府在鞏固對大陸的控制，征服華南和西南地區，將國民黨軍隊趕出海南島，並發動一場血腥的「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在一九五○年三月屠殺七十多萬人後（遠遠超過政府要求的人數），並沒有針對在中國的外國商號制訂任何具體政策。新政府對他們提出的唯一規定是：要求他們繼續運作，而這變得越來越不容易。
如同其他外資公司，太古公司在中國的利益實際上被挾持直到最終倒閉。起初，董事和經理們認定，共產黨得勝後商業生活將重新啟動，而且可能會隨著其利益而繼續發展。一九四九年六月，太古甚至認真考慮是否能讓國泰航空經營香港到上海的航班。儘管提升競爭力和效率（以便獲得收入）的經營過程日漸遭遇阻礙，他們仍被要求繼續僱用員工，而且要保持他們的設施處於穩定作業的狀態。政府對他們課徵各式各樣的新稅。最終，甚至出售任何多餘的物品都需要官方許可，在某個請求中，要賣的是十六張書桌和桌子、三個吊扇和八臺舊打字機（因為需要打字的文件越來越少了）。中國在答覆這份瑣碎的清單上延宕多時，太古還為此拜訪英國大使，請他協助以得到回覆，任何答覆都好。公司的現款短缺。於是開啟了「中國消耗」（China drain），太古在一九五四年初時，每個月要拿出一萬英鎊從香港匯入中國。而為了保持資金流動，外國員工被禁止離開中國，有些人在正式申請出境簽證後多年都還不能離開。個人得對他們的公司負責，這也包括對行政或技術錯誤負責。這段被稱為「人質資本主義」的時期，以太古為例，持續了五年，等到太古離開中國時，其他大企業也紛紛設法脫身。到了一九五七年，只剩下殼牌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屹立不搖，它們是英國勢力進到上海一百一十四年的最後遺跡。
回顧公司這些年的經歷，談判最終退場的約翰．馬奇（John March）把共產黨上臺後太古處理其業務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一段鞏固期，然後從一九五二年尾聲起，是一段控制期，然後從一九五三年秋天開始，是一段「不耐煩」期。在第一階段，勞工被鼓勵與管理層對抗，而管理層被迫承認並處理勞工的不滿，同時開始出現防止公司以任何方式緊縮開支的障礙。公司需要以某種方式滿足提高的員工成本。戰後的經濟危機使上海的勞資衝突持續不斷，太古的企業自然也經歷了這一切。因國民黨空襲而加強的封鎖，進一步損害了經濟。現在，有組織的勞工站在政治上極有利的位置討價還價。太古公司在一九五○年告訴上海市勞動局，你沒有權利為「私營企業」設定薪資水準。勞動局回答，有的，我有權利，並命令太古滿足海員工會所提出的加薪要求。在第二階段，共產黨幹部開始在公司內部、同時從公司外部行使更大的權力，控制勞工的工作熱忱，並限制管理者的選擇權。到了第三階段，壓力變得如此之大，以至於太古公司徹底結束在中國的業務。共產黨的諸多策略也是針對中國人開的公司，外國企業在某種程度上還沒遭到共產黨對付私營企業的全力打擊。這並沒有讓他們的企業生存變得更容易。公然徵用的情況不多（可是所有的躉船，在航行時代倖存的那些船，都被接管了，天津一些「未使用」土地被接管，然後太古輪船的倉庫和財產於一九五三年二月在廣州被沒收了）。影響整個過程、也支撐著中國政策的的一個因素是，在某些情況下，最初，沒有替代員工幹部或任何代理商可以接管這些複雜的既定利益。可是有些事一旦準備好，變化的步伐就迅速加快。在此期間，有個被員工形容為騷擾的不變政策。例如，一九五三年年底，有人指控太古說它一九五一／五二年在上海的一些活動是非法的。（交叉融資「一般太古利益」和太古貿易有限公司的收益是很容易被攻擊的要點。）一組調查人員隨後來到辦公室，「翻閱搜查文件數週，搬走好幾捆的信件，並嘀咕著應該懲罰那些破壞國家經濟的人。」
有些分行保持自籌資金，靠租金賺取收入，不過一旦當局決定逐漸提高他們的成本時：租戶會被責令不要付租金，不然就是租賃協議續約的審理結果遲遲沒有下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上海結束其保險業務後，分行花了十八個月，經歷一輪又一輪令人疲憊不堪和工會的談判，終於資遣了十六名如今閒置的員工。當一名經理拿到他的出境簽證並離開時，公司這才得知，公司被要求雇用在他離開後成為冗員的家僕。當局下令，承包商的員工也必須記在公司本身的帳簿上。太古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才遣散四個沒有餐廳可服務的餐廳管家和兩個沒有車可開的司機。一九三九年，日軍攻占武漢後，有三百五十名海員在武漢被遣散，他們提出對一九四九年後退休補助金的索賠。那些還有事可做的員工，嚴格謹遵自身的確切職責，並拒絕承擔任何其他職責。上海的太古倉碼頭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後的三年內都沒有船舶停靠，但公司仍被要求繼續僱用四百三十九名員工，並支付他們薪水。公司每年要花十萬英鎊在這些人事成本上。一九五一年九月、一九五二年四月和六月提出關閉永光油漆公司的申請直接遭忽略。最後一次的申請還包括關閉太古倉碼頭，以及結束太古貿易有限公司和太古糖廠的上海業務。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關閉太古倉碼頭的進一步請求終於得到回應。地方當局這會兒顯然準備好了，而且已經組建了接替其業務的碼頭公司。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公司關閉，資產轉移。同時，對油漆工廠的員工「超乎尋常的思想灌輸」，也被認為是即將在那裡展開談判的前奏。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經過艱難的談判，在談判後期階段，中國當局命令公司的銷售代表指示客戶，不要再購買他們公司的產品，也不要償還對該公司的債務，永光油漆公司的廠房和所有資產及人員全數移交給一家中國企業。
如果說太古及其旗下公司的業務受到的影響顯著，這段時期所承受的壓力則是讓員工深感疲憊。糾紛可能導致他們被困在辦公室裡直到深夜。他們的對話者常跟著他們回家，繼續先前的爭論。警方恣意傳喚他們接受訊問。一九五○年九月，汕頭代理商馬丁．施派爾（Martin Speyer）被警方關在拘留室超過三週，由此可見他們多麼容易淪為小題大作的受害者。這有一部分起因於國民黨攻擊安徽號的餘波。搶救作業期間留在船上的基本必要船員在遭到攻擊時，拋下安徽號，坐上救生艇，救難拖船則是逃回香港。船員的救生艇在登陸的過程中沉船，不過人員皆平安，隨後他們前往汕頭。航海局命令施派爾交出船隻文件，在他看來，這是為難人又毫無意義的事，還要他解釋為什麼文件上的名稱和船名不符。在這件事成為爭議點的同時，救難拖船未經授權便離開，還有漢陽號帶著標準的七名武裝海盜警衛抵達港口，也引發爭議。儘管那七個人在香港警隊的紀錄上，的確被登記為武裝海盜警衛。這些人立即被逮捕，人在船上的他們被視為非法進入中國，他們的武器被視為非法持有，而他們和殖民地警察的關係形同對中國主權的侮辱。九月二日下午，施派爾被捕，關押在汕頭市公安局，針對這些罪名接受數日審訊，並在案件移交省政府商討之際，持續拘留至月底。為了以最簡單的方式解決問題，施派爾迅速又明智地簽署了一份「認罪書」和道歉聲明──一些疑點，像是警衛的身分等，已經得到充分的澄清。
這情況還不是最糟的。一九一四生於上海的施派爾是布匹商之子，關押期間，他閱讀、學習中文，獲准面會下屬經理莫里斯．秦（Maurice Ching），以這種方式處理公司業務，還讓人從他家送餐到公安局。他表示，他「沒有受到太多磨難」。香港大班認為，他的態度「非常和藹寬厚」。施派爾晚年會在澳洲的公司晉升到上位，但他從來不被認為是個有耐心的人：他的態度和藹是因為他知道，他的信很可能被攔截。海盜警衛過得就比較辛苦。他們接受「教育課程」，他們在自己的「認罪信」裡陳述，「我們現在完全意識到，我們錯在被帝國主義者煽動，破壞航運規定。」施派爾被罰款三億元人民幣（當時約為三千英鎊），並在六個月後離開中國。廈門經理R．D．莫瑞爾（R. D. Morrell）於一九五一年三月離開。整個地區仍是內戰前線，國民黨控制的金門島離海岸不到一哩。自從無意間闖入禁區遭逮捕拘留一夜後，過去的十二個月裡，莫瑞爾根本不敢離開辦公室或鼓浪嶼的家。他感覺自己就像被監禁，內心焦躁不安。一九五四年一月在天津，希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在被辱罵並威脅要占領公司辦公室後，在人民法院外的爭吵中被撞倒，失去意識，當時，前太古輪船海員的家屬正透過法院向公司索賠。
換個角度看，施派爾、莫雷爾和希德尼．史密斯已經算好過了，而他們之後對此也了然於心。中國員工承受的壓力比他們大得多。姚剛（Yao Kang）從後來的北京大學畢業後，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加入在上海的太古。一九五一年年初，先後在香港和倫敦受訓的姚剛被委任到上海辦事處；在倫敦時，他曾擔任沃倫葬禮上的香港辦公室代表。從抵達中國的那一刻起，他就受到懷疑，被要求向當局提供生平紀錄，而且開始工作後就固定受人監視，他的廢紙簍在每天工作結束時都會被翻遍，他的房子遭到搜查，他的日常活動受到監視。但至少他的房子坪數大，比姚剛這些後輩住的房子要大得多。這是公司策略，將員工分散在當時相當龐大的地產中，以防非法占住者。姚剛身為海歸人士，曾在外國公司工作，又畢業於外國大學，甚至在家庭背景和人際網絡被納入考量之前，就已具備了三重嫌疑。住處也證實了對姚剛不利：房裡很多地方是關閉的，但當調查人員快速搜查時，他們發現有證據顯示，這裡以前安置過一名居高位的戰時通敵者。那汙點不請自來地附在姚剛身上。他的妻子旋即尋求返港許可。
姚剛的工作有一大部分是盡可能轉移稅務機關和警方對公司的指控──譬如在海外接受英鎊付款的權宜之計，如今成了一種負擔──因為它被指控是為了幫助公司逃稅。最黑暗的時期是中共發起運動打擊貪腐、逃稅和其他經濟犯罪，通常被稱為五反運動。這也有助於恐嚇都市的中產階級。公司裡有一名資深經理受到「嚴厲的訊問，然後被迫供認」公司使用戰爭結束時接管的日本原物料，也承認有貨幣「犯罪」的行為。另一個經理「在幾個小時內，接受了兩次嚴厲訊問」，現在「被推到輕生的邊緣」。更殘酷的是，「他的其中一名摯友謀殺了他的四個孩子和妻子，然後自殺了。」上海發生了大規模的自殺事件。一份轉交給外交部的便條，不帶評論地記錄一名男子剛從附近的建築物跳樓，在太古公司的前門附近墜落身亡。儘管危機一波波，鶴唳風聲，事實證明，姚剛、汕頭中國經理莫里斯．秦和上海副經理馬存彝（Ma Zung Yee）等人的機敏、不屈不撓和務實，對公司從中國脫身至關重要。
收掉上海分行一事早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就討論過：隨著五反運動展開，上海的條件「變得令人完無法容忍」，不過其他分行被認為可能還會堅持下去。一些實際困難阻礙了倫敦總部思考這個問題。其中一個困難是和在中國的員工通訊。香港和上海可以透過電話聯絡，但所有人都知道，電話並不安全，因此任何舉動都必須小心翼翼地提前準備。姓名在書信與電報裡以粗略的代碼取代。第二個困難挑戰更大：真正找到可以談論的人的困難。一九五三年三月，約翰．史考特在報告中提到，前上海經理比爾．雷─史密斯（Bill Rae-Smith）發現，「根本見不到比辦公室小弟層級更高的人」，就算他們見到了高層，也不可能得到一個決定。但在一九五三年秋天，上海經理德瑞克．德索斯馬雷斯．凱里（Deryk de Sausmarez Carey）所寫的一份備忘錄「透過一條安全且迂迴的路線」傳到了香港。凱里評估了到目前為止的情況，建議關閉上海辦公室，借用他直言不諱的說法是「快逃政策」。「我了解，」他寫道，「帝國不是建立在失敗主義上，但在共產主義統治下，沒有冒險的餘地。」隨後，這位在多間分行累積二十年經驗的資深太古人指出，這也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問題。事實上，凱里認為，
中國民族主義猖獗。而這股熱潮並非前所未見。它代表激盪了整個世紀的運動臻於成熟，但這一次，它有專心致志的領導層和一份使命感。93
所以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上旬，喬克．施懷雅視察香港期間，在日記裡簡短寫下：「如果可能，決定全面退出中國。」安排入境簽證雖花了一些時間，但約翰．馬奇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以新任經理的身分抵達上海，其職權非常明確：他將關閉一切太古事業。在中國經營了近乎九十年之後，太古集團最終認定，繼續堅持下去不會有任何收穫。公司需要找到一種方法清算資產並償還負債。目標是在三月達成全面協議。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麥田出版之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十九世紀駛入中國的英國商人，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撰文/畢可思（Robert Bickers）
責任編輯/周岐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