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為世人忽略的是：不僅廣州是習近平父親習仲勳擔任中共廣東省委和黨委書記時的生活故地，其本人亦是共產黨內思想開明、並於80年代初期力促宗教信仰寫進憲法保護的重要人物。在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與臺灣輔仁大學共同出版的天主教研究資料中，至今可查閱到其關於宗教信仰的開明思辨；而未曾為外界媒體所關注報導的是：習近平在預備主席職務的接班過程之中，亦曾於2010年探訪考察過德國勃蘭登堡州著名的Kloster Chorin修道院及其附近的歷史水利工程。筆者曾在Kloster Chorin修道院前與其擦肩而過，清晰觀察到其眼中深深的思索神情。
而面對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官方教會的一些質疑，梵蒂岡教廷亦是基於一向慎密的研究態度而獨立於自身之考察。多年擔任梵蒂岡新聞發言人、且親身參與眾多事態發展的Pater Federico Lombardi 神父曾在梳理中國與教會兩百年關係史的文章("China und die Kirche: Zwei Jahrhunderte der Beziehungen」）中指出：中國的天主教愛國會，恰恰是在50年代初全體外國傳教士被驅逐出中國、中國天主教與羅馬教廷被迫全然中止一切關聯之下的歷史背景中而產生。而在2007年1月，梵蒂岡中國委員會會議的最後公報則稱：「幾乎所有的主教和神父都與羅馬共融。」而此種慎密的觀察與結論，也確實符合宗教學者們多方深入的探訪與研究。
由此可見，梵蒂岡與中國政府所簽訂的主教任命秘密協議之重點，並不在於官方教會與地下教會的區別，而在於中國政府的行事規則與任命程式。2022年以來，梵蒂岡雖兩度指責中國政府任命或調任主教未經事前彙報，但在中國官媒目前大力播出的方濟各講話中，教宗仍承認中國主教任命的管道非常「開放」。可見，中方與梵蒂岡的分歧，主要仍在於中方對任命程式的遵守。而這種「合約」精神，恰恰也是中國作為一個法治薄弱的傳統國家，在眼下官方與民間交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礙之時，對內對外均需加強自我克服的一個要點。而教宗強調教會沒有任何「政治議程」、「政府和世俗機構無需擔心」 ，則是顯然在於打消對方顧慮，有心為當前中國在與世界的交往實踐中提供第三條開放而扶持的道路。
從「政治革命」到「道德革命」：未來之展望
與教宗方濟各當前的聲明相比，德國古典主義大文豪及政治家歌德卻在考察基督宗教起源之時別有洞天地指出：「基督宗教是一場有意圖的政治革命——但其初衷失敗了，遂成為道德革命（Die christliche Religion ist eine intentionierte politische Revolution - die, verfehlt, nachher moralisch geworden ist）。」而這種經由「政治革命」失敗而來的「道德革命」之路，恰恰是中國百年以來在各種主義與運動嘗試之中最需要的深層思想變革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