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已經將中國領回「政治上的延安」，在文學藝術上，中共本來就有一個「延安」，還出了不少好作家好詩人，但是從江胡到習近平，能出產的好文字只剩下順口溜了，所以中國文學也應當「流亡」到海外來了，是不是如此？便是我要討論的話題。
我讀張愛玲傳記，印象最深的一個細節，是一九五五年底她甫抵紐約，一日胡適到她寄住的救世軍女子宿舍來探訪，張愛玲後來寫成《憶胡適之》一文，內中寫道：
「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我的驚訝，不止在寫盡十里洋場脂粉氣的這位「海派祖師奶奶」，筆下竟也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這樣大氣的文字，還在於當年她是以難民身份從香港申請來美國的，也就是說，一直被視為抗戰十年躲在上海孤島摹寫癡男怨女、淒涼喧囂的張愛玲，後來是一個躲避共產制度的政治難民，只是張傳的作者們，彷佛有默契地不去聲張這一點，好像它有損於張愛玲隆重的身後盛名。其實張愛玲的小說，和她的淪陷區經歷，以四九後中共的邏輯來看，無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一、「逃離沉船」與恐懼的異化
實際上，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從中共統治下逃逸到西方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歷來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後，就有上百萬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尋求英國人的庇護，是標準的政治難民，這些人後來成為香港社會的中堅，也不少人偷渡時就被邊防軍警射殺。音樂家馬思聰的出逃，並在美國尋得庇護，也在這其間。一九五九年西藏事件爆發，達賴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尋得庇護，則是舉世震驚的大事件。
一九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後，美國移民局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護案件，無論申請人數還是批准人數，中國都名列第一，而且從一九九九年起呈現顯著上升趨勢，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即江澤民政權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這期間也有少量異議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等走上庇護道路。
不過，中國人在美國申請庇護的政治原因明顯擴大，如計劃生育政策、因強迫拆遷、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請者，不少人也獲得了批准，甚至攜款外逃的中共各層貪官，也以回國將被「迫害」（清查）而申請政治庇護。經由偷渡管道來海外的打工者，偽造被迫害材料申請政治庇護，一時成風。
記得八九六四之前我寫《河殤》時，曾經受到社會上一種恐懼心理氛圍的刺激，我稱之為「逃離沉船」的集體潛意識——躁動的一九八八年是個「龍年」，人們搶購商店裏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平安逃離」），那大概就是中國逃亡潮和避難潮之濫觴，由後來的六四屠殺和法輪功迫害兩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對國際社會殃及魚池，產生諸多中西理念衝突，涉及文化、社會、政治各領域，政治庇護也是其一。
二、中國沒有「庇護所」概念
無疑，中國是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六十年裡「大饑荒」和文革兩次災難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計就有三、四千萬之巨，說它是「人間地獄」毫不過分。所以，中國人投奔怒海、背井離鄉，以「恐懼」為理由「桴海避秦」於西方，是再自然不過的一種人性選擇。但是別忘了，中國有十二億人，這麼一個人口大國興起出國潮、流亡潮、避難潮，對於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歐美）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但這還在其次，中國人往西方的逃亡，攪亂了他們那裡的「庇護法理」，則是更要害的。
Asylum 這個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護、避難所、精神病院，後來才轉化出「政治避難」的意思。十八世紀的歐洲，一向指「瘋癲」為獸性、殘酷，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出現「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並作研究和治療，最初稱為「瘋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倫敦南郊的貝休恩（中國也譯作「白求恩」）皇家醫院。所以，「瘋癲庇護」擴展為「政治庇護」，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義──沒有一個正常人願意假裝瘋子被送進「瘋人院」。
庇護原理由「瘋癲」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無疑是人道主義在西方的一種提升，但是，對於既無「庇護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現代中國人來說，這一切都變成一個有利可圖的機會了，這或許也可算作文革之後中國人的「改革開放」思路之一。但是，以「恐懼」為理由的圖謀，就把問題變得很複雜：即使你提供的證據是假的，誰又能判斷你的「恐懼」的真假呢？況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維持的一個專制國度裡，誰又是不「恐懼」的呢？於是，「庇護」又從政治領域退回到「精神」領域、甚至道德領域——最後只剩下一個誠實的問題，而這是整個西方系統對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失去判斷的地方。相比之下，來自美國後院拉丁美洲的更為龐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卻鮮少有人使用這種手段，雖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懼一點也不遜色於中國。
三、「六四血卡」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據說有兩個世界性的後果：一是引發了共產黨政權坍塌的「蘇東波」骨牌效應；另一個則是，中國人大舉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難，我自己也捲進這個浪潮，迄今已流亡了整整二十年。這個浪潮至今似未止息，但我卻一直沒有看到此浪潮中人寫出什麼感受和困惑來，雖然據說這股中國流亡潮的「知識含金量」高得驚人。
獲得「庇護」乃是「佔便宜」，同樣也只有在「無庇護」文化中，才成為一種爭議、攻訐，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謂「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間，有近十萬之眾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學者，以「恐懼」的名義向美國政府遊說成功而獲得長期合法居留，並衍生出一場爭辯，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別借用了魯迅著名的「人血饅頭」的象徵符號，把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種病態的中文語境裏去，折騰得面目全非。
但是，這場爭論也揭露了「六四綠卡」個案對西方「庇護法理」的褻瀆，是荒誕的、雙向的：在「庇護」層面上，許多人是由中國政府支付其留學費用、並繼續領取國內工資；在「恐懼」層面上，他們後來又踏上「海歸之路」，回流到據說「迫害」他們的國家去做貢獻。
四、有沒有「避難文學」？
這個話題從張愛玲說起，便牽扯到文學，而「六四血卡」這個說法，脫胎於魯迅的「人血饅頭」，頗有象徵意味，與其說它是政治性的，不如說它更具文學性，十萬之眾的「綠卡大軍」，錯置於中西文化的歧義、衝突之間，背後豈能無故事？由此而引出一個關於「避難文學」的提法，也許值得討論。
著名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詮釋中國五四以來的「留學生文學」，指出其異國情調與懷鄉姿態之外，還有一點就是，「留學生出國、歸國和去國的行止，不止顯現留學生個人的價值抉擇，也暗指了整個社會、政治環境的變遷。歸與不歸的問題，在以後的數十年仍將是海外學生揮之不去的心結，作家將其付諸文字，也成為中國小說『感時憂國』症候群的特例。」他將魯迅、老舍、郁達夫、冰心、錢鍾書等的部分作品，皆列入「留學生文學」，並指出他們「上承晚清留學小說的遺緒，下開六、七零年代白先勇、于梨花、張系國等人新留學生小說的先河」。
當「新中國」變成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又因人口龐大，留學、流亡再次使「逃離」成為時髦，但再無「留學生文學」，卻展示了「六四綠卡」、「人血饅頭」等另一種「避難文化」，或許會令郁達夫等汗顏。
核心問題是，中國人被洗腦之後，最大的困境乃是無法剔去「國家」，重建「個體」；沒有個體，哪來文學？哪怕個體還在中西錯亂、衝突之中，也會出很好的小說，我想大概小說也寫了不少，然而能出版的並不多、質量高的就更少，王德威說的「以留學生為題材的作品曾經形成一小傳統」，假如在今日如此龐大的中國留學生、洋插隊、洋打工、走線、逃難群體中斷了線，那可真是無顏以見江東父老！
＊作者為中國80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