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市與賄賂，原是俄國沙皇時代，政治和社會的一大特徵。革命後的蘇俄，由於千萬人千方百計的故意遮蓋，從來就沒有人提過蘇俄的另一世界—無政府狀態的黑市貿易與私相授受的賄賂公行。我們大家所意識的蘇俄：以為人民所勞動創造的成果，一定可以分配給兩億人民去享受。他們國家「計劃」的奇蹟，可以值得大書特書。但經過我們幾年實地考察、訪問、研究所得，便大出吾人意料之外。
二十年代的蘇俄官員與人民，都仍在追尋個人的利益，有大規模非法買賣的世界，有明目張膽貪汙賄賂的陋規。混亂與計劃並肩而治，邪惡與計劃相輔而行。他們所唾罵的資本主義，竟替共產主義做了扶手的拐杖。這種非法失紀的行為，與無計劃的龐大黑市網，蘇俄人民都異常的清楚，並通稱之為「私相授受」。
蘇俄這種「私相授受」，並不是廿年代的新發明，自有蘇維埃制度以來，一直存在。更使人驚奇不已的，這種賄賂與黑市違法範圍的大小，竟和俄國領土一樣。它的存在，是政府當局所熟知的；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一直充滿著矛盾，始終張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實行新經濟政策後，甚至得到一種鼓勵，不少政府官員為著利益希望所引誘，且與經濟機構的人員攜手合作；後來硬性的國家經濟，又與集體農場農民自由貿易制度結合起來，「私相授受」就一直滋生、發展，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發生了極大作用。
對於這種「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事，像我們這些外國人，自然很難親歷親見得到的。不過我們從孫大行政當局的作為上，可以體會到一點；從黑市攤上，可以買到外國的東西，也是常有的經驗。一個托派的俄國人士，對我指責史達林政權時，曾告訴我們關於他自己所經歷的事實說：當他在白俄羅斯國內貿易部工作時，曾奉派到拜利斯托克，驗收一批毯子，那家廠長對他說：「你肯留下百分之十給我，就讓你拿去。當然，你要簽具全部收據。」當時他還年輕，沒有經驗，非常不高興。那廠長又冷然的說：「好吧，隨你的便，不能勉強你。」他沮喪的問那廠長：「我怎樣向我們的會計交代？」那廠長告訴他：「不要擔心，你們的會計會知道怎樣處理的。」他覺得非常神祕，只好簽收回去。會計對他的說明，也毫不驚異，只說：「好，留下百分之五，你可把其餘的，送到倉庫去。」當交倉庫時，管理員又拿了百分之五。這樣，他就負了五分之一的責任。奇怪的，他擔心了十年，也沒見出什麼亂子。牽連這行徑的四個人當中，只有他是新手。那三個人，早就幹慣了這一套，一直把各種物品，供應黑市市場，從中賺取高於政府規定價格的利益，再慢慢設法以劣質品或報損方法以填充原來的數量。這種市場外的市場，一般叫做「瑞洛克」。
「瑞洛克」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它是普通市場的另一面，一切買不到的東西，或政府商店沒有的物品，每樣都可以在「瑞洛克」隨便取給。除了特殊情形之外，警察也不去干涉的，因為他們也要靠「瑞洛克」增加額外收入。二十年代的俄國，麻布、棉布和衣服，都是供不應求的，所以這些工廠的額外收入就更多；但有些工廠，也沒有工做。懂得門道的，只有比政府定價每公尺多付一盧布，有了原料來源，每月就可以多領一萬公尺的料子。當時布料定價八十五戈比（百戈比為一盧布）一公尺，但黑市可以賣十到二十盧布。如每月非法的多付一萬盧布，這筆額外差價所得，的確是大得驚人。因此，蘇俄工人的勞動成品，實際上只有極少部分，是供給國營商店門前排隊群眾的。大部分，照俄國術語來說，是「送到左邊」去了。自然，這種「私相授受」之能維持不墜，不是少數人所能為力的，而利益是要給上下有關人員均分的。所以在俄國社會中，永遠違法，才是一般人的正常生活情形，而非偶然的例外。
蘇俄工人的生活，正當收入一直是不夠維持的。其所以還沒有餓死凍死者，說穿了，還是離不開五年計劃的反面—混亂與「私相授受」的世界。如工廠散工時，門衛時常要搜查工人的身上。當門衛用一雙有經驗的手，發覺有偷盜隱藏物之時，只數著「三……四……十」，便一聲不響地讓他們通過了。第二天，工人們就會將其所得利益的半數，送給那些門衛。這樣的事情，在蘇俄工廠中，幾乎全在進行。已成了公開的祕密，當局也非常清楚。特務警察，除了對於政治案件外，所有盜竊、賄賂、黑市、甚至謀殺，都有處置的較大自由，也多半裝聾作啞。因為特務警察的本身，也非常貧困，他們要生活，要享受，而且他們在貪汙賄賂之下，都已早有了漏洞。一方面要同情那些可憐蟲—工人，並維持自己的生活；一方面更非孝敬層層的上司不可。在這種連環鎖鍊下所造成的「私相授受」的黑市與賄賂，蘇俄似已永無肅清之一日。蘇俄當局縱想肅清，也無奈病入膏肓，只好束手。
＊作者王覺源，字一士，別署覐園，湖南長沙人，1902年生。曾就讀於湖南長沙大學，並參與五四運動。1925年獲國民政府選派，赴蘇聯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留學。學成回國，曾任教於復旦大學等校，並於抗日戰爭期間多方發表文章於報刊。後來臺，任教於國防大學。著有《留俄回憶錄》、《近代中國人物漫譚》、《近代中國人物漫譚續集》、《忘機隨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