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宣言》的文字顯然大家都耳熟能詳，以至於很容易忘記它究竟宣告了什麼。多數美國人——無疑地還有許多非美國人——若被要求引述這份文獻的開端，很可能會回答：「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今日很少人會停下來自問，這些權利究竟與獨立有何關聯。
「不證自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不可剝奪的權利」；「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當然，這些字句響亮動人，表達出高貴的情感，但事實上它們並非《宣言》在一七七六年所要昭告之事。連林肯都在一八五七年的演說中坦言：「『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張對於我們脫離英國沒有實際效用；它被寫入《宣言》不是為了那個原因，而是要供未來所用。」
《宣言》若未能達成其宣告獨立的中心使命，會是一份沒有未來的文獻。如果《宣言》遭到徹底忽視（許多人也確實予以忽視）；如果它的根本主張被徹底反駁（有些人覺得他們做到了）；如果美國獨立運動在萌芽時就被英國軍隊鎮壓（這在當時很有可能），那麼現在可能少有人還記得那些所謂「不證自明」的真理。
要看出《宣言》宣告了什麼，可以先回想這份文件的結構。因為《宣言》是以邏輯論證為形式的文告，依循的可能是主要起草者傑佛遜就讀於維吉尼亞州威廉與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時所習得的邏輯法則。
《宣言》分為五個部分。開頭第一段所陳述的初始前提是，當「一國人民」要脫離另一國人民時，基於「對人類輿論的尊重」，必須宣布獨立的原因。次要前提則陳述於今日比較著名的第二段，認為有些真理不證自明：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壞這些目標，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新政府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
要以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等基本權利受到破壞為由而獨立，必須要顯示這些行為構成「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唯有如此，人民才有正當理由尋求「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宣言》的第三個部分最長，這個部分列舉了英王喬治三世「接連不斷的傷天害理和強取豪奪的歷史」，將其作為「事實……向公正的世界宣布」，以證明所言屬實。倒數第二段中聲言，「我們英國的弟兄」並未針對這些不滿進行補救，導致「我們不得不宣布和他們分離，並且以對待世界上其他人一樣的態度對待他們：和我們作戰，就是敵人；與我們和好，就是朋友。」
脫離大不列顛王國之舉，因而在邏輯上和歷史上都成立。《宣言》據此在第五部分也是最後一個部分下了結論：「這些聯合一致的殖民地從此是自由和獨立的國家，並且按其權利也必須是自由和獨立的國家。」是為確立這個結論，各州代表才齊聚於大陸會議，決議「以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財產和我們神聖的名譽，彼此宣誓」。
《宣言》開頭和結尾的段落都清楚確立了一個新的行為者（「一國人民」）或多個行為者（十三個「自由和獨立的國家」）已經進入世界舞臺。這份文件的第一句就陳述了關於世界不證自明的真理，顯然不需任何理由或詳述：
在有關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當一國人民必須解除其和另一國人民之間的政治聯繫，並在世界各國之間依照自然法則和上帝的意旨，取得獨立和平等的地位時，出於對人類輿論的尊重，必須把他們不得不獨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這個句子裡面滿載著關於十八世紀國際政治的一套設想。最根本的一個是有一群政治實體存在（「世界各國」），它們根據若干外部法則（「自然法則和上帝的意旨」）彼此互動。它們有權如此是基於兩個主要原因：因為它們彼此分離——或獨立於彼此——也因為它們地位平等。它們的數目並不是封閉或固定的；不時可以擴增，以納入任何不得不獨立，因而希望在既存的國家間獲得平等地位的「人民」。然而，與任何由各自獨立的政治法人（political person）所組成的公眾一樣，這個群體自有其輿論，必須受到知會與尊重。因此其成員間以《宣言》這類公開文件為手段，進行正式溝通。
《宣言》的最後一段，列舉了已成功獲得獨立和平等地位的國家所擁有的權利：
這些聯合一致的殖民地從此是自由和獨立的國家，並且按其權利也必須是自由和獨立的國家……作為自由獨立的國家，它們完全有權宣戰、締和、結盟、通商和採取獨立國家有權採取的一切行動。
這個國家法人權利的清單是開放而未盡的，與《宣言》稍早提到的個人權利清單一樣，那裡提出人人都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粗體是我強調的部分。）《宣言》明確指出國家權力——宣戰、締和、結盟、通商——但是沒有排除若有需要時可行使其他相似權力的必要性。透過這樣精準卻保有彈性的權利宣言，美利堅合眾國的代表們宣告脫離大英帝國這個跨國（transnational）群體，轉而加入由獨立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international）社會。
《獨立宣言》因而宣告的是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藉由這個宣言，大陸會議成員展現了他們「對人類輿論的尊重」。他們將有關他們情況的事實，呈現給「公正的世界」，意思是不帶偏見的世界。對於英國人，他們承諾「以對待世界上其他人一樣的態度對待他們：和我們作戰，就是敵人；與我們和好，就是朋友」。《宣言》或許透過大陸會議代表為美國人民發聲，但美國人民並非這份文件所隱含的論據對象。那個對象是「人類輿論」，亦即世界各國集體的共同看法。
「宣言」（declaration）這一用詞本身也隱含這個意思。誠然，這個用語在十七世紀英國歷史和十八世紀英國法律中，有其特定意義。歷史上，宣言指的是由代表機構（如國會）所發布的公開文件；大陸會議將其所發表的文件稱為「宣言」，藉此暗指它與英國國會擁有相同權力，得以發布這類文件。法律上，十八世紀首屈一指的英國律師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在一七六五年指出，「declaration（聲明）、narratio（起訴狀）或 count（訴訟理由）」，是「［民事訴訟中］原告詳細陳述其投訴理由」的形式。《美國獨立宣言》中只有第三部分——針對英王不平事例的指控書——符合這個定義下的 declaration。
在當時的外交用語中，宣言指的是官方機構發布的正式國際公告，「可能是發布給全世界的一個通用宣言（manifesto），或是由大使遞交給個別宮廷的照會」。今日，這當然是在「宣戰」（declaration of war）或「獨立宣言」這類用語中的主要意義。《獨立宣言》中，三種宣言形式的元素都有，但其用語、形式與意圖，最接近「發布給全世界的一個通用宣言」。
《宣言》是一連串文件的總結，大陸會議的用意在於透過這些文件形塑大英帝國各地的「人類輿論」（一七七六年七月以前），而後是廣大世界的輿論（透過《宣言》本身）。發布這份文件之前，大陸會議已產生過大約十五份其他的國務文書，形式包括信件、請願書、提議、致詞和一篇演講，但是只發布過另外一篇「宣言」，是為《獨立宣言》在形式上的先例：那是一七七五年七月六日的「聯合殖民地代表的宣言……闡述他們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這份較早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包括傑佛遜，以及賓州代表約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文中，他們認可「有義務尊重世界其餘國家，將我們使命的正當性予以告知」，也將被錯待的人民的困境「展現給世人」。
＊作者，曾於哥倫比亞大學擔任11年教職，並在六大洲講學。2004年起任教於哈佛大學歷史系，主要教授思想史和國際史。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