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來說，如果馬爾地夫人保留了某種名義上的「國籍」（但是無法享有領土型國家的好處），那麼他們將無法根據國際法獲得任何救濟，因為他們不符合公約對於無國籍的法律定義。政治理論家看到領土的動態變化之後，已經開始強調現有移民規範方式的局限性，不過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寶琳娜‧奧喬亞‧埃斯佩約（Paulina Ochoa Espejo）在最近指出，一個國家的既定邊界可以假定為現有的人民和既定領土，並用民主的方式證明其正當性；但是，如果移民挑戰了現有的民族和國家邊界，這個策略就不可行了。此外，對於有爭議的領土主張、或是在全球環境危機中可能出現的大規模移民造成的領土問題，這個做法也不夠。
無國籍危機直到今天依舊存在，而且在迅速增長，有哪些可用的資源足以協助它概念化呢？當我完成本書之際，改變了世界的新冠疫情顯示國家政府承擔了集體災難的責任，因此國家的確有無可否認的重要性。如果國家依然是全球秩序中最重要的行為者或代理人，那麼我們可以用什麼框架和詞彙來理解無法放進國家邊界的東西呢？如果我們今天想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就必須把它們連結到標幟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與法律秩序的廣大變遷——就像是本書的主要人物在標幟出他們時代的崩潰和創造力的時期所做的事。
＊作者為米拉．西格爾柏格（Mira L. Siegelberg），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思想史，尤其專注於國際秩序在知識與法律上的變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無國籍：一部關於身分、人權與國家主權的近代史》（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