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方面，即使法律上的無國籍問題在全球變得益發重要，但在做法上還是沿用戰後確立的分段路線和制度結構。大多數法律上沒有國籍的人所居住的許多國家都有權力登記和授予公民身分，律師、倡議者和國際組織也發展了某些技巧，說服國家承擔這個責任。他們的手法取得了一些成功，由於過去幾年中不斷成長的運動，簽署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一年聯合國公約的國家越來越多。而另一方面，即使國際和非政府機構得依賴公約確立的框架，不過現有架構的延伸也足以納入近幾年來由於被迫移民而新出現的無國籍成因。
的確，從今日倡議者的角度來看，漢娜‧鄂蘭和約瑟夫‧昆茲提倡的國籍權底線——保證正式的法律地位——的想法顯得有點過時了。不過他們的論辨脈絡——在國際法中建立法律架構——說明了當代倡議和法律論據的方式。鄂蘭和昆茲擔心如果強調公民身分的實質面向，會對人們加入和取得世界上某個國家的成員資格的急迫性產生負面影響。多年來也證明他們的預言是正確的。不過，隨著法律上的無國籍在聯合國和難民機構間變得益形重要，法學者和倡議家也不再強調在法律類別之間做嚴格劃分，轉而支持對實際人類的真實狀況進行實際檢查。功能上的無國籍問題在倡議家的想像中占了優先地位，因此他們的論點強調國家有義務承認有效的國籍。
例如，倡議家在討論問題時會區分法律上（de jure）或事實上（de facto）的無國籍。「事實上」的無國籍是指某個人可能擁有正式意義的國籍，但是無法向他居住的國家尋求保護。
聯合國的一份報告解釋，一個國家中合法居住的非公民所享有的保護，可能比暴力政權下的國家公民還更多，而那些與某國保有技術上法律連結的人，可能實際上缺乏與該國的所有實質連結。
事實上的無國籍還指一個人無法證明他的正式國籍或合法的移民身分，這是影響到無正式文件的移民子女，以及屬於邊緣社群的人（例如羅姆人［Roma］或羅興亞人［Rohingya］），他們通常缺乏所需文件來證明自己的合法身分。聯合國難民署估計至少有一千兩百萬人屬於這種類別。
不過，氣候變遷也會成為迫使人流離失所的原因，這使得我們不得不思索一下全球秩序的概念與法律基礎。這還指出當大規模流離失所的政治意涵只是依照國際秩序的靜態想像加以概念化時，會出現什麼問題。在似乎不太遠的未來，當整個國家——密克羅尼西亞、馬爾地夫或吐瓦魯——都被淹沒時，失去依靠的人口在當前制度下將無法享有任何政府的保護。
因此，他們會成為「事實上」的無國籍者。國家的邊界正以新的方式被打破，這個過程免不了會有強迫的移民。領土主權因為海平面的上升而面臨侵蝕，帶來的問題便是如何理解這些領土消失的國家後續的國家地位。在氣候變遷和大規模移民的新時代，國家的定義是什麼，又是由誰決定的呢？消失的國家是國際法下的新型主體嗎？領土還是國家的基本特徵之一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