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時，法律上的無國籍又重回國際矚目，這個問題在全球的能見度與人們對主權受到侵蝕和國家死亡的普遍認知不謀而合。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九○年代初期相繼解體，帶來沒有國民身分的新人口，使得聯合國大會在一九九五年做出決議，要求聯合國難民署將注意力指向無國籍現象的防止。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該機構設立了一個專屬職位，和各國及其他國際機構合作，提升對現有公約的遵守。
不過，即使國家形式已延伸到全球，專家仍然宣告在國際政治中，以國家為核心行為者的時代已經接近尾聲。全球化的力量造成主權受侵蝕的論述取得優勢地位，政治思想史學家約翰‧波考克（John Pocock）在一九九七年的一次演講中對這件事提出了反思，他說「主權和歷史普遍被認為是要遭到破壞的」。雖然二十世紀末是由一百九十一個在聯合國有代表的國家組成國際體系，並估計有五百七十五個潛在國家，不過到了一九九○年代，則有政策菁英和社會科學家指出在經濟益加相互依存和非政府組織日益重要的壓力下，國家主權已經開始失靈。某些持類似論述路線的人也認為在一九九二年成立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似乎是回到了超國家的、國家和地方的身分與主權互相爭奪人民忠誠的時代。
在美國的全球政治霸權保護傘下，政策制定者提議要回到早期的想法——認為國際秩序是由不同的政治實體所組成（包括對特定領土擁有民族權利、但是沒有主權的團體），或是由國際組織支持的少數族群權利保護。國家必須和其他團體分享權力，包括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和由法律賦予權力的少數族群和原住民族（他們透過法院爭取地方的領土權和對條約義務的承認）。
在國家即將終結，或者說至少是傳統的主權概念即將終結的預言背景下，全球的無國籍者喚醒所有人注意國家持續存在的重要性——對國家的存在和保護感到需要，是發生在否認國家的權力和必要性這一狀況遭到公眾關注的時刻。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漢娜‧鄂蘭對於現代無國籍的討論成為重要的試金石，讓人們理解沒有公民身分保障的人所面臨到的困境。
對於窮人和被剝奪權利的人來說，擁有國家成員的資格依舊很重要。能夠跨越國界的能力體現出全球的不平等模式——有些人可以取得數十本護照，有些人卻苦於連一本護照都沒有的境地。在今天，法律上沒有國籍的人往往被排除在就業和教育等基本的國家規定之外。他們缺乏護照和出生證明，因此沒有辦法向國家提出要求，也無法抵抗對他們的各種掠奪（例如非法販運）。聯合國難民署號召在十年內消除無國籍，並發起一項於二○二四年終結全球無國籍的運動。這波倡導與舊日對無國籍的做法之間有著複雜的關係，既體現了連續性，同時也有改變。 （相關報導： 爸爸身上的味道：《芳療劇場》選摘（1） ｜ 更多文章 ）
在一方面，即使法律上的無國籍問題在全球變得益發重要，但在做法上還是沿用戰後確立的分段路線和制度結構。大多數法律上沒有國籍的人所居住的許多國家都有權力登記和授予公民身分，律師、倡議者和國際組織也發展了某些技巧，說服國家承擔這個責任。他們的手法取得了一些成功，由於過去幾年中不斷成長的運動，簽署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一年聯合國公約的國家越來越多。而另一方面，即使國際和非政府機構得依賴公約確立的框架，不過現有架構的延伸也足以納入近幾年來由於被迫移民而新出現的無國籍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