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一年制定《難民公約》之前的幾年，有關人員已經對沒有國民身分的個人和難民概念之間的關係有所辯論，《無國籍研究》中呈現的問題就是在預演此番辯論的主要術語。僅就無國籍這一事實——這是巴特雷斯科在寫給哈瑪紹的信中描述的情況——而受到的剝削，會等於迫害和大規模暴行的受害者所經歷的痛苦嗎？或者說，缺乏國民身分是否會構成更深層次的權利剝奪（不僅是因為限制了無國籍者取得商品和服務的能力，也是因為合法性和道德人格之間的連結）？從個人經驗的角度來評估這個現象有意義嗎？如同我們稍後會討論的，以強調社會經驗（而不是正式的成員資格）來描述國籍的重要性——以及定義公民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讓喪失國籍一事從政治和道德的角度來看都顯得更加模糊不清。聯合國大會在一九五○年十二月投票決定召開外交會議，審議有關難民和無國籍者身分的協議草案。在協議起草期間，對於是否要創設一個比較具包容性的文件引發了激烈爭論。保羅‧維斯描述，審議過程明顯傾向於將「難民」定義為不同於「無國籍者」，並主張替沒有國籍的個人制定個別公約。
＊作者為米拉．西格爾柏格（Mira L. Siegelberg），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思想史，尤其專注於國際秩序在知識與法律上的變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無國籍：一部關於身分、人權與國家主權的近代史》（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