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於戰後十年左右出生，初次訪問台灣是在一九八○年二月，當時對於在台灣使用日語的情形，頗感驚訝。印象中，因那時台灣人難得遇見二十多歲的日本人，所以就連在市場賣商品的老婦人，也懷舊地以日語跟我攀談，讓我有種錯覺，彷彿來到了被日本遺棄、經濟停滯的另一個日本。從經濟觀點來看，其中應有導致經濟停滯的結構性問題存在，例如龐大的軍事費用造成的財政負擔，或者有些大規模的榨取剝削等正逐步進行著，不禁令人有這樣的感受與體認。
與此同時，日本正歌頌著戰後幾度的景氣，所以我來到台灣，就感到日本所享受的繁榮，好像是將日本的一部分棄置後所換來的。那時四十五歲以上的多數台灣人，能理解日語，並以日語交談，然而這些和日本人同樣具有日語水準的人們，卻是存在於日本這個國家的圈域之外。
十一年後的一九九一年八月，筆者第二次造訪台灣，當時能理解日語的人已是五十五歲以上的中高年齡，或許是因為李登輝政權的誕生，因此經常可看到縱使日本人不在的場合，他們也公開使用日語說話，毫無忌諱。不啻如此，事實上那時台灣的語言狀況，已有極大的改變。譬如有次去郵局，就發現郵局人員都是講台語，對照一九八○年當時，同樣郵局的職員大家都說著北京話，確實讓人有物換星移的異樣感受。囿於筆者個人的語言能力，為確認真相，還曾向台灣友人母親詢問，得到「竟能如此觀察入微，真不簡單，現在台灣已經是這樣了」的答覆。然而，如此的轉變，是否為拜民主化進展所賜，未盡可知，但也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政治帶給語言的影響力。
當然，並非所有五十五歲以上的台灣人均能精通日語，前述的友人母親就提到，一九七○年代，昔日公學校的同學邀請當年的日籍導師來台灣，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同學之中有些人已經不會說日語了，她們羨慕地表示「妳真行，到現在還會講日語，都能跟老師交談」。
一九九○年代中期，筆者和中央研究院許雪姬研究員，以及國立成功大學陳梅卿教授三人，曾在台南針對台灣現況有過長談。其中討論到，為何戰前接受日本教育的世代很擅長講台語（閩南語），當時許研究員提出了如下解釋。她表示，日本統治時代，殖民政府強制推行普及日語，導致當年台灣年輕世代的台語能力變得非常孱弱，但到了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禁止台灣人在公眾場合使用日語，致使包括學術性內容等用詞，不得不以台灣本土的語言來表達；其中最具優勢的閩南語因此復活，達到連學術內容都能溝通的程度，這是極大的改變。許研究員進一步指出，假如戰後沒有這段經歷，恐怕台灣本土的語言會更加式微，正因為如此，如今某些年齡層以上的台灣人，不太使用北京話，而以本土語言交談。許雪姬研究員至今是否仍抱持同樣看法，因之後沒有機會再確認，無法得知；但是，每當筆者聽見日本教育世代的人們，只講台灣鄉土語言對話交談，頗能認同她的見解。 （相關報導： 台積電海外布局，美國廠卡卡、日本廠很順利 ｜ 更多文章 ）
不過，仍有一些台灣人認為，即使已不會在公眾場合使用日語，但日語依然是最能表達自我的語言。筆者一九九四年有幸認識竹東的陳漢升醫師，他是一位客家人，終戰當年三十一歲，平時就習慣講日語，診所內也陳列著日文的醫學專業刊物。一九二七年三月，陳漢升自新竹州龍潭公學校（現桃園市）畢業後，升學進入基隆中學校。據他表示，就讀中學校時，比起眾多方言口音濃厚的日本內地同學，只有他一人能用像樣的日語發音而受到國語老師（當時的國語為日語）的讚賞肯定。此後，陳漢升相繼進入台北高等學校、長崎醫科大學就讀，約莫於終戰前三年回到台灣，在竹東開業。迫於需要，他也學習閩南語，戰後也常講北京話，但和兒女、孫子對談就用客家語，而與妻子交談則用日語。陳醫師夫人畢業於台北的私立靜修女學校，戰前曾和丈夫住過一陣子長崎。陳漢升說，夫妻雖同是客家人，但和太太講話，能隨心所欲、順暢表達的語言，還是日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