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玉山觀點：盤點各國在俄烏戰爭中的站位—如何理解戰略抉擇？

本文節錄自聯經出版《思想46》，授權刊登，完整版請見《思想46》。

歐陸各國的反應：與距離相關

國際關係理論大師華爾滋（Kenneth Waltz）曾經把影響一個國家對外行為的原因分為三個層次：國際體系、國內因素，與決策者。他認為體系的因素影響最大，而這也是多數現實主義國關學者的普遍看法。國家存在於無政府的國際體系當中，追求生存與安全是首要考慮，只有在這個條件滿足的情況之下，才有餘裕去追求其他的目標，例如經濟成長或政治理念。這樣看起來，要瞭解各國對俄烏戰爭的反應與態度，首先應該考察戰爭對於各國的安全所造成的影響。

安全顯然與距離相關。亞洲各國並不感覺到俄烏戰爭對其安全有直接的影響，但是歐陸各國卻深深地覺得戰爭就在自家門前，區別二者的就是距離。在距離近、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之下，各國對於戰爭的反應一定比較強，而且離戰場越近，反應越強。然而反應強只是代表需要採取行動來保障安全，並不代表對於發動戰爭的國家一定採取哪一種政策。具體地來說，受到安全威脅的國家最自然的反應是因為懼怕、憤怒與譴責而「抗衡」侵略者，但如果抗衡的選項不存在，則也有可能「扈從」侵略者。

從俄烏戰爭後歐陸各國的戰略抉擇來看，相當切合上述的觀點。離俄烏戰場越近的國家安全越受影響，反應也越強。例如波海三國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就和波蘭成為支持烏克蘭的急先鋒，而距離較遠的傳統歐陸大國，包括德國、法國、義大利等所採取的對俄態度就相對溫和，特別是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後者相當在意制裁俄羅斯對於本身經濟的影響，也強調解決戰爭的方案不可使俄羅斯感覺受到屈辱。至於原本在北約與俄羅斯之間採取中立立場的芬蘭與瑞典，也由於受到戰爭的影響，感受到俄羅斯的威脅，因此申請並獲准加入北約。所以距離近、安全顧慮深、抗衡傾向強的脈絡是很清楚的；而距離相對遠、安全顧慮較淺，抗衡傾向較弱的聯結也是很清楚的。

對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有沒有「扈從者」呢？白俄羅斯就是明顯的例子。由於白俄羅斯的威權體制受到歐洲的排斥，白俄總統盧卡申科並沒有加入北約、抗衡俄羅斯的選項，因此白俄在戰爭中完全站到俄羅斯的一邊，提供領土作為俄羅斯進攻烏克蘭的基地，並在俄軍撤出北烏後持續與俄羅斯合作，對北烏與基輔進行威懾。白俄所為並非單純的扈從，而是屬於「狼狽為奸」型的扈從（jackal bandwagoning），也就是不僅順從大國，更參與其掠奪行為……

延伸關係：戰略三角的適用

除了距離與安全之外，體系因素還包括了延伸關係與戰略三角。這是說一個國家對於另一個國家的態度可能受到第三個國家的影響…… （相關報導： 司馬亮觀點：中美霸權和台灣命運的爭奪戰開始了 ｜ 更多文章 ）

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站上了反俄的最前線，這使得與美國有同盟關係、或關係非常密切的國家都感受了美國的壓力，必須也同樣對俄羅斯採取敵視的立場，這就是「朋友的敵人是敵人」。在北約國家當中，傳統的歐陸大國原本對俄羅斯的態度較為溫和，但是在美國的動員之下，也逐漸強硬起來，並不惜冒著被俄羅斯斷油斷氣的風險，加入對於俄國一波波的制裁，同時也向烏克蘭提供各種軍事援助，各國領袖也絡繹於途走訪基輔，親自表達對於澤倫斯基總統的支持。在這裡最表現出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的是長期與美國有特殊親密關係的英國。雖然英國距離戰場比歐陸各國為遠，但是脫歐後與美國的關係成為重中之重，因此英國的首相強森在戰爭初期就強烈表態，並一馬當先訪問基輔……

在世界其他角落，由於距離甚遠，俄烏戰爭不構成安全威脅，因此各國基本上對俄羅斯的反應強度有限。但這個一般的狀況，也受戰略三角延伸關係的影響。因此與美國友善的東亞與澳紐，就在「朋友的敵人是敵人」的狀況之下，一一表態支持對俄羅斯的敵對態度。日韓澳紐的領袖為此參與了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和歐洲的美國盟友站在一起，展示團結。即使與美國缺乏任何正式關係的台灣，也迅速明確地表態，並因此被俄國列為「不友善國家」，必須以盧布支付俄羅斯的液化天然氣，並停止向俄羅斯購買能源。

在一些其他國家，則出現了「負負得正」的情況，也就是長期與西方齟齬的開發中國家（特別是大國），在面對西方要求加入抗俄聯盟的時候，不僅不為所動，反而加緊購買俄羅斯的油氣，並獲得巨大的利益。這裡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印度。新德里長期對於西方的干涉與批評頗有反感，認為西方總是將其本身的問題視為全世界的問題，但對於開發中國家所面對的問題則冷漠以對。西方還是保有殖民心態，不以平等態度面對開發中國家。因此在俄烏戰爭上，印度一以本身的國家利益為準，不會隨西方起舞。巴西、墨西哥、南非、印尼等國家也具有類似的心態。

當然，美國最主要的戰略對手中國大陸，就更是處於「敵人的敵人為友」的情境。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前，美國以中國為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是唯一力足以挑戰美國世界霸權的國家。美中貿易戰在新冠疫情中也未解套，台海風雲也持續緊張。長期以來，中俄關係密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與西方同時對中俄兩國施加巨大壓力。既然美中有戰略競爭的關係，而美俄又因為烏克蘭戰爭而極度交惡，中俄自然應該相互合作，彼此「友誼無上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動員開發中國家反俄效果不彰，與美國和這些開發中國家之間原本的關係是緊密相連的。

國內因素與決策者

除了體系層次的安全因素與戰略三角的延伸關係之外，國內層次與決策者也扮演一定的角色，但這是在體系的制約下產生作用。就國內層次而言，歷史仇恨與文化連繫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波蘭在歷史上仇視俄羅斯與而與烏克蘭親近，這是因為烏克蘭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與波蘭所相互競爭的場域。從1654年佩列亞斯拉夫條約（Pereiaslav Agreement）以中穿烏克蘭的聶伯河劃分俄羅斯與波蘭的領土開始，俄波兩國為了烏克蘭長年相戰，最後俄羅斯與蘇聯透過四次瓜分波蘭（1772, 1793, 1795, 1939）而獲得了烏西的領土。由於烏克蘭處在俄波的夾縫間，烏東與烏西分別與俄羅斯與波蘭有緊密的歷史與文化連繫，因此當俄烏戰爭爆發後，一向反對接納移民的波蘭法律與正義黨（PiS）政府乃對烏克蘭難民大開方便之門，接納了五分之三的烏克蘭難民，並使波蘭成為北約援助烏克蘭的最大前進基地。在波蘭的例子當中，國內因素與安全因素相重合（仇俄親烏與距離接近），使得波蘭對俄羅斯的態度更為絕決。 （相關報導： 司馬亮觀點：中美霸權和台灣命運的爭奪戰開始了 ｜ 更多文章 ）

但國內因素也可能與國家安全與三角關係相悖，而使得國家處於困難的境地。例如傳統親俄的保加利亞便在俄烏戰爭中處於此一狀況，一方面保加利亞在歷史上獲得俄羅斯的支持對抗土耳其帝國使國家重獲獨立，因此民間普遍有親俄情緒，一方面在加入北約與歐盟後保加利亞必須與盟國協同動作，因此在俄烏戰爭後無法以盧布購買俄羅斯的能源，結果導致俄羅斯停止對保加利亞供氣，此舉大大影響了保加利亞的政局。另一方面，同在巴爾幹半島的塞爾維亞也是因為歷史因素而對俄親善，又因為北約曾經轟炸貝爾格勒而對北約懷有極大芥蒂。在俄烏戰爭後，塞爾維亞仍然維持對俄羅斯的親善，因為其尚未被納入歐盟或北約，因此受到三角關係的影響較小。

除了歷史的記憶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國內因素就是政治體制。美國拜登政府將俄烏戰爭視為民主與威權的對抗，號召世界民主國家團結抗俄。普京政權屬於競爭性的威權體制殆無疑義，但是烏克蘭的政府長期以來在民主評量上水準並不高，貪腐尤其嚴重，世所著名，因此由體制差異所引出的抗俄情緒不免分量有限。此外，各國與俄羅斯的經濟關係自然也會納入對俄政策的考慮中。

最後一個影響各國對俄態度的因素是決策者。一國處於特定的國際安全與國內政治環境當中，究竟應該如何決定其對外政策，不同政黨與政治領袖會有不同的觀點與主張，而不會完全一致。在東歐的戰略斷層線上，各國內部都有不同政治勢力主張不同程度的親美、親俄，或居中的戰略態度。即使在美國，如果是川普在位，對俄羅斯的政策也很可能與拜登大有不同。這是因為川普強調經濟，不認為烏克蘭是重要利益，也不重視與傳統歐洲盟邦之間的關係，認為此等國家占盡美國的便宜，而共和黨對於民主黨的對烏政策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美國的期中選舉與總統大選都可能會帶來對俄政策的改變。同樣的情況也存在於不同國家當中，例如波蘭的法律與正義黨由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掌控，為了在2010年時其孿生兄弟時任波蘭總統的列赫．卡欽斯基於斯摩稜斯克墜機而歸罪俄羅斯，特別反俄。墨西哥的左派總統López Obrador又特別反美。因此即使國際與國內的環境沒有改變，只要不同的執政者上台，還是可能修正前任的對俄政策。

結語

總體而言，國家安全（與距離密切相關）、三角關係、國內因素與決策者共同決定了一國在面對俄烏戰爭時所採取的戰略態度。前二體系因素（國家安全與三角關係）居於最重要的地位，國內因素與決策者也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但是在體系因素下產生作用。就俄烏戰爭而言，一國的距離遠近決定了安全顧慮與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強度，與美國的既有關係決定了被動員反俄的可能性，而國內的歷史與制度等因素、及決策者的政策偏好也會產生影響。

如果以上的理解是正確的，那麼同樣的三層因素也可能會決定一旦台海發生衝突，美國、亞洲各國、歐洲各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可能會採取的立場。各國的安全考量、與美國的關係、歷史與制度等國內因素，與決策者偏好也會決定各國的態度。這個迫切的議題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 （相關報導： 司馬亮觀點：中美霸權和台灣命運的爭奪戰開始了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士，台大、政大講座教授。本文節錄自聯經出版《思想46》，原文標題為〈如何站位？俄烏戰爭與戰略抉擇〉，由聯經出版授權刊登，完整版請見《思想46》第317-3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