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阿肥說他要出版九十萬字的《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叫我先看看，並為這部「肥」書寫點東西。
其實這些年我與阿肥的聯繫不多，未曾坐下來好好聊過，只知道他拿到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到香港浸會大學教書，申請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職缺一直有意無意被耽擱，我們之間比較「隆重」的見面，算是2007年在我文建會主委任內，樂生療養院保存爭議最激烈的時候，阿肥跟劉可強頭綁布條跟大批社運人士兵臨北平東路文建會「城下」，兩人代表抗議隊伍上來八樓的辦公室，向我當面呈遞抗議書，要求我立即指定樂生療養院為國定古蹟，面對久未見面、一臉正氣凜然的兩位老友，沒有寒暄，直接進入主題，感覺像薩摩藩的西鄉隆盛與小松帶刀來逼迫幕府投降……。[1]
承蒙肥老不棄，我也義不容辭，大致點閱內容先瀏覽了一下，這部書包山包海，涵蓋的時空不只是六十年代的台北，由第一男主角——阿肥穿針引線兼做說書人……，許多昔日識與不識的名人一一躍然紙上。
2.
跟「阿肥」初熟識的確切時間地點記不清楚了，應該是在1975-1976年間吧！當時我正帶著文化學院地方戲劇社的學生參加台北靈安社，並準備1977年初分別在南海路的國立藝術館（今南海劇場）和延平北路慈聖宮媽祖廟外台公演北管子弟戲。那段時間經常會去的地方是歸綏街的靈安社，其次是館前路俞大綱老師的「怡太旅行社」，可能是在其中一個地點與阿肥第一次見面！
那陣子對我來說，阿肥是突然冒出來，但俞老師跟漢聲、雲門的好朋友都跟他很熟識，我僅有的資訊是他坐過牢，而且跟陳映真同「榜」，再則他是蔣緯國的小舅子，這兩點於我皆遙不可及，是難以想像的「經歷」，兩件事集中在阿肥身上也有點矛盾：蔣緯國的小舅子怎麼可能坐牢？
阿肥有時會給我留個字條，都署名「肥」，雖然他確實長得矮矮肥肥，但一開始跟他阿肥長阿肥短，還是有點不習慣，依我刻板的生活體驗，用「肥」稱呼別人，算是「公然侮辱」或「霸凌」，會被丟石頭反擊的，他卻是頗能「自肥」，還拿來當字號似的：「丘先生名延亮字阿肥，以字行」。我仔細端詳過阿肥，可是五官清秀，天庭飽滿，面目白皙，有幾分類似溥儒的王孫貴氣呢！
在慈聖宮外台演出那一天下午觀眾非常多，廟前廣場被擠得水洩不通。俞老師坐在人群之中的硬木頭板凳上，阿肥坐在老師旁邊。戲開演到一半時，天空突然下起小雨，雨絲打在老師的白髮上，老師不以為意，還怡然自得地拿著照相機四下獵取鏡頭，倒是阿肥焦急得不得了，東奔西走的，總算弄來一把雨傘；但老師說什麼也不肯張傘，他說這樣會妨礙後面觀眾的視線，而且看起戲來也不過癮。
日戲散場以後，老師頻頻說：「晚上還要再來」那天晚上，我特別找了一張有靠背與扶手的沙發椅，擺在戲台前中央，希望能讓老師坐得舒服一點。夜戲已經開演一段時間了，那張沙發還是空著，我在台下找了半天，終於發現老師跟台大的張敬教授，坐在戲台左側的一家「老人茶桌」，一面看戲，一面喝茶聊天，坐的又是硬板凳，阿肥仍在一旁伺候，老師笑著說：「還是這樣子瀟灑。」
那一次我注意到阿肥人前人後稱呼老師跟我們不一樣，不叫「俞老師」，而稱「俞伯伯」，原來此肥來頭大，他家跟俞老師家是世交。肥爸在中央信託局儲運處擔任總經理，跟船運界楊管北、包育剛、董浩雲等人熟稔，中荷混血的肥媽姓鄧，祖籍廣東番禺，落籍上海真如鎮，是鄭振鐸的學生，從年輕時代就是進步的女文青；俞老師祖籍紹興，長居上海，年輕時離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工作後，也曾涉及船運界，俞師母又與肥媽同姓，俞丘兩家時有往來，還有許多共同朋友，包括台大中文系教授張敬。
阿肥多次與父親在永康街散步時，遇到家住金山街的俞老師夫婦及女兒啟木（Ruby），肥爸和俞老師寒暄，也叫阿肥趨前向俞伯伯行禮。肥媽在台北有自己的社交圈，臨沂街的住所經常高朋滿座，儼然成了一個上流社會的小沙龍，蔣碧薇、虞君賢、李辰冬等名人都是座上賓，一群人喝茶聊天，談文論藝。
3.
我剛認識阿肥時，他才出獄沒多久，在做成衣生意，還有工廠，經常帶著太太和小女兒出來，也常吆喝朋友去他松山的家。我不知他事業做得怎樣，只覺得他很閑也很顧家。有次他開車送我回家途中， 順口問我：「要不要去馬殺雞一下？」那時我還很「清純」，聽到「馬殺雞」三個字，愣了一下沒接腔，他也沒再談下去，我當時以為「馬殺雞」就是那檔事，還不知道有「做清A」與「做黑A」，而「做黑A」又有全套、半套之分，阿肥做生意，應該熟知此事，他問的光明正大，大概只是要邀我去做「清A」的按摩店！
隨後沒多久，阿肥就舉家出國了，再下來我對他的了解都是片斷的，包括到美國沒日沒夜苦讀，沒多久太太受不了帶著女兒跟人跑了……，1980年代初去芝加哥找他，也見到波蘭籍的新婚妻子Jolanta（丘約蘭）。以前的阿肥，給我的印象是雅好文藝的生意人，而後眼看、耳聞他一步一步變成社會學家、社運健將，其實這不是阿肥個性、身份改變，而是我以前有眼不識泰山，錯過了阿肥一生最生猛的時刻，他出國唸書後迄今四十幾年，只是恢復本性。
阿肥生長在一個富貴家庭，從小就很有主見，青少年時期就是帶著叛逆性格的憤青，隨時痛批教育體制，讀到哪，罵到哪，到處以肥短的身體發表行動藝術。他初中時代的「代表作」是1960年6月18日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台，從松山機場至圓山飯店沿途是國府安排的各界歡迎人潮，阿肥就讀的師大附中也被安排在隊伍中，他還是樂隊的小鼓手，由於等待時間太長，阿肥不耐煩了，剛好隊伍前跑出一條狗，小鼓手阿肥就打起小鼓開動樂奏歡迎，還把原訂表演的「艾克艾克真偉大」kuso，連滾帶爬高唱：「艾克爸爸真偉大」，小憤青表面是在歡迎偉大友邦元首，也對「美帝」做了一點嘲諷。
阿肥高中唸的也是師大附中，但正課不好好上，輟學後在台大、師大、藝專到處聽課，一般沒繳學費而且是校外人士的旁聽生，上課總是比較客氣、低調，但阿肥可不這麼想，他仍是一身勁裝打扮地，到處侵門踏戶，像鍾馗一樣掃巡教育與藝文界。
阿肥的藝文氣質來自肥媽的啟蒙，十四歲時喪母，確是人生最大悲痛，不過，從此也像脫韁野馬，更加無人管束了。肥媽原本的臨沂街「媽媽沙龍」，不幾年就成為青少年阿肥吆喝朋友的「阿肥客廳」，與乃母「媽媽沙龍」最不同的是，進出「客廳」的人不再是名流貴婦，而是一群社會主義與文藝青年，聊天聽音樂，看左派的書、聽「共匪」廣播，吃飯時間到，傭人就來通知「開飯囉」！
那肥爸呢？那時都不在家？可以任憑阿肥把家裡攪得天翻地覆？
「哈哈，他自己有第二個家啦！」阿肥如是說。
當時楊蔚在聯合報「新藝副刊」，有「為現代藝術搖旗」、「這一代的旋律」專欄，逐期介紹新銳藝術家、音樂家，「這一代的旋律」第一位寫的就是「兩百磅的前衛派」阿肥，再下來才輪到李泰祥、徐頌仁……。阿肥不僅在音樂上被稱為「前衛作曲家」，對哲學、歷史、美術各方面，也無不涉獵，而且好發議論，什麼都可以談得頭頭是道。
4.
1967年阿肥總算考上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其實他早在1962-1966年就在系上很認真的聽了李濟、盛成四年的課，大一這年他大多數時間在做田野，就在大一下學期快結束時，因參與組織讀書會，研究馬列共產主義、魯迅與左翼書籍，被以「為匪宣傳」等罪名下獄，時間是在1968年6月上旬，陳映真、吳耀忠、陳述孔等人最早被捕，阿肥因為6月5日在中山堂為王仁璐現代舞發表會做舞台監督，警總看在他身負發表會重任，到6月6日早上他出門要去台大上課時，才在家門口抓他。
白色恐怖時期警總抓人不是什麼新聞，媒體上也不會特別多加報導，只是在文化圈、學術圈私下會有流傳。那時我剛進大學，只聽說作家陳映真被抓，其他細節茫然無知，也不知這個政治案件被稱為「台灣民主聯盟案」。我當時還沒聽過阿肥的名字，不曉得他的厲害，後來才知他連在獄中都很有搞頭，1968-1971年他被關在景美看守所時，還跟柏楊合作，努力重建押房的借書系統，並一起 負責管理圖書室，獄友私下封柏楊為館長，阿肥為副館長。
往昔國民黨特權人士的裙帶關係，一向是得理不饒人，不得理也同樣可以罵人的李敖「主攻」話題之一，阿肥家正好有這層成份，李敖譏諷起陳映真、阿肥這些幼稚的左派「叛亂案」，特別順口：
……丘延亮涉及叛亂案，關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蔣緯國去看他也不好，不去看他也不好，最後還是硬著頭皮去看他。因為蔣緯國身份特殊，看守所為了優待，特別以所長室作為會見地點。姐夫與小舅子見面後，蔣緯國由於情急，也由於表態，在所長面前大罵丘延亮，說：「怎麼連你也搞叛亂！你也不想想你在吃誰的飯？」丘延亮那時年輕氣盛，回嘴說：「吃誰的飯？我吃老百姓的飯？」
李敖解釋丘延亮回嘴的意思是：「我雖是皇親國戚，可是沒吃你們蔣家的飯，而是吃老百姓的飯，我們劃清界限好了。」「乩童」說：「吃誰的飯？我吃老百姓的飯？」「桌頭」作如此解讀，倒是幫阿肥造神了。
不過，這些話還是讓阿肥十分不悅，在《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裡也把李敖修理一頓，他說1960年代台大三位各擁無數追隨者或粉絲的才子——包奕明、王尚義、李敖，其中他跟王尚義最熟，最不屑李敖，因為李敖對王尚義之妹尚勤始亂終棄，因為不屑，所以對李敖不予理會，李敖因而懷恨，多次在文章裡污衊他的家人。阿肥還說只要在Google打上「李敖丘延亮」就會知道。
Google「李敖丘延亮」，果真除了上面這一段阿肥義正詞嚴的話語，李敖還做了這樣的嘲謔：
在判決下來，國民黨還是給這不承認皇親國戚的左傾幼稚病患者刑期打了對折，跟他同案的陳映真等左傾幼稚病患者也一體借光，一律對折優待。--丘延亮還是吃了國民黨的飯，而陳映真等也吃了「阿肥」的飯。沒有這種飯局，這些小紅鬼的大牢可有得坐呢！……。
對於李敖的嘲訕，阿肥的辯駁就是一個字：「幹」！
阿肥昔日的「豐功偉業」有些成為傳說，就是像李敖這樣的大作家記述下來的。
5.
當年在台大文學院每週四晚上在二樓的大教室有研究生論壇，由研究生主講他們關心的議題，幾乎場場爆滿，某天晚上主講者正在台上講完存在主義的主題，開始開放討論時，突然有個小胖子一個箭步衝上演講台發言，激動時還大力用拳頭捶打講台叫嚷：「什麼叫存在主義？什麼叫存在主義？」然後一個拳頭打下去，自問自答似的：「這就是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可以不憤怒嗎？」
「存在主義對他的時代可以不憤怒嗎？」
「不憤怒的還是存在主義嗎？」
一時之間，這個小胖子發出的怒火，把在場的人都嚇壞了，大家都不知道小胖子的來歷，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講什麼？後來總算有人認出這是個旁聽生。當時的阿肥只有十七歲，一戰成名，在當時台北的文藝圈許多人知道這個小胖子，這件事也被陳鼓應傳誦一時。
半世紀後的阿肥認為60年代初台灣殺戮稍止，特務集團在國民政府要求國際認受性之際，轉入以蔣經國及其政工主導的政治宰控之中，在世界各地反越戰及反官僚主義的遙感下，台灣的文化場也從潛伏性的冬眠中甦醒，文學、戲劇、音樂、美術、舞蹈，皆見推陳出新的浪潮，皆向著1968年全球學生運動為指標的「文化春啟」，各處在在匯集於類「布拉格之春」前的緩緩巨流之中，到「台灣民主聯盟」嘎然而止。
阿肥一直堅持要交代那時代社會以及當年他們置身其中的歷史「質地與形構」，他原「寄望」（說指派也可以）「台灣民主聯盟」事件的「大頭」陳映真交代這個大時代大件事，等呀等，時序到了2011年夏天，當時年紀將近七十的阿肥，知道中風了五年的「大頭」，沒有復原的跡象，五年來一個字都沒有寫，一句話也沒有說，阿肥決定自己非寫不可了。
十二年後的今日，阿肥《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終於問世了，九十萬字，相當「肥」的一部書，算是繫家事國事天下事於一身的阿肥自傳，不過他的企圖不止是記述年輕時闖蕩台灣藝文圈，結識各方英雄好漢的事蹟而已，是想賦予他年少輕狂的1960年代特殊文化意義，詮釋自己所謂「台北之春」的時空環境。
阿肥大我沒幾歲，他在「台北之春」的幾個重要事件搖旗吶喊，幾乎無役不與。從他的標準，「台北之春」發生的時候，我大概剛從冬眠狀況中甦醒，睡眼惺忪的模樣。翻開這部「阿肥看天下」，觸動我過往的一些記憶，只不過我是站在戲棚下的觀眾，阿肥是棚上的演員，而且什麼角色都能演、都敢演，還批判他的「親家」——蔣經國。
書中點名到的學者、藝術家，如殷海光、方東美、熊十力、毓鋆這些人，我都有聽聞，也看過他們的著作，是我仰之彌高，沒什麼機會當面受教的大人物。而小小年紀的阿肥，卻能與他們論交、對話，談起殷海光，阿肥說跟他建立「有私誼而無共識」的忘年之交，方東美在阿肥筆下，就是上課經常喜歡當著美國學生的面，痛罵美國的超級公路的教授。阿肥跟他們交手的精彩情節，我只能一愣一愣的，他說了算，畢竟場景距離我太遙遠了。
6.
《台北之春》裡阿肥有一章寫〈俞大綱的「地下文化局」〉，文章一開頭就開罵，罵文化局，也罵執筆者：「時序到了世紀末的一九九九年，台北市政府展開了文化大收割行動，指令新聞處編印精美的三大冊台北人物誌，於次年隆重推出。在它的第三冊中，找了一個不相干的人，叫XXX，他把「文藝青年的精神導師」的帽子戴到了死了二十三年的俞大綱頭上。在抄了一堆隨處可見的文獻後，強調俞大綱在他最後十餘年的時光當中，提攜了台北藝文圈的一群年輕人，指名道姓提到林懷民、郭小莊、吳美雲、姚孟嘉、邱坤良、王秋桂、施叔青幾人，明顯是要以這些跨世紀『菁英』的成就，來證明俞大綱對台灣（台北）文化的重要性與貢獻。事實上，他舉出的這些人都是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七那五年間，俞大綱生徒中間第二個世代的一部份成員。」執筆者是一個優秀的藝文工作者，被「俞大綱權威」阿肥稱之為一個不相干的人，也夠無辜。
俞老師早在1960年代初在台北藝文圈就積極扮演重要的角色，阿肥寫俞大綱是將較不被人知的1963-1972年以五年為期畫出三個時間軸，第一個五年（1963-1968）「台灣民主聯盟」事發的六月之前，台灣文藝的春啟時刻；第二個五年(1968–1973)，政治大氣候下的休耕時期；第三個五年(1973–1977)才是我們所碰上復甦中土壤的夏耘季節。阿肥在《台北之春》把這三個五年的時間軸說得有個「八」字，也是要突顯自己所經歷的這十年，從俞大綱的線索，做些考古功夫，以「先行者」之姿闖蕩了斷裂的十年。
我剛認識俞老師時，他家住金山街，後來搬到光復南路，平常則在館前路怡太旅行社的一小間董事長辦公室教課及接待訪客。香港卜幼夫在〈敬悼俞大綱先生〉提到，俞老師更早在信陽街「益群公司」與楊管北擠在一間斗室中，「拜訪他的人川流不息，經常高朋滿座，與青年朋友們圍在一起，侃侃而談，甚至管老走進來，仍然談笑自如，旁若無人。」（《聯合報》，1977年5月15日）俞老師在信陽街的日子我就沒跟上，阿肥應該是當時「青年朋友」中的一員吧！
俞老師生前在臺北藝文圈德高望重，帶動藝術新氣象，也協助過許多藝文人士，鼓舞不少年輕藝術工作者，1950-60年代的台灣新舞蹈，幾乎就是老師一手催生的，當時正好來台灣的王仁璐也適時為台灣現代舞踏出了第一步。作曲家許常惠、作家孟瑤都曾經在藝文生涯遭逢困境，老師為他們仗義直言，還因此連帶遭受攻擊；那時鄉土主義剛萌芽，俞老師堅信民俗藝術是文化的根，有根就有活命的機會，卻也曾被批評「是一些貴族和有閑階級的發思古之幽情」。
俞大綱一生的生活字典中，「沒有奉承、阿諛、獻媚」這些字眼（卜幼夫語），但也面對一些保守勢力或明或暗的批判，只是不知他們是誰，俞老師沒講，熟識「俞伯伯」的阿肥書中也沒提到。阿肥倒是講了一些俞家與蔣家的秘辛，俞老師的姪兒（俞大維之子）俞揚和娶了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這些都是俞老師平常不太講，我們也不多 問，只有阿肥知道的事。
7.
阿肥念茲在茲的六十年代的時空大環境與「台灣民主聯盟」事件一直在等「大頭」陳映真來寫，陳映真為何不寫？除了後來的身體因素，也是有些原因，1993年冬天，陳映真以許南村的筆名發表〈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已經透露他對事件的態度：
受到激動的文革風潮影響，在66年底到67年初，他和親密的朋友們受到思想渴求實踐的壓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組織與道路……1968年5月，他和他的朋友們讓一個被布建爲文教記者的偵探所出賣，陸續被捕。同年12月31日，他被判決徒刑十年定讞。……1973年，他因蔣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減刑而提早三年獲釋。
文中這位「文教記者」就是介紹「前衛音樂家」阿肥的楊蔚（後改名何索），陳映真對當年「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組織與道路」，似乎不想再說，但阿肥仍認為應該替當年歷史做見證，既然「大頭」不想再說，阿肥自認就是責無旁貸的「我來說」，因為他對當年同伴以及陳映真本人之踐行軌跡、生身境遇、政治取向和思想內涵非常清楚。
十年當中阿肥陸續寫了九十萬字，仍然意猶未盡，因為是以「肥」字標記為中心，所以「肥某出走」這件給他無情打擊的慘事，才會夾在《台北之春》往日到處打擂台的小霸王前半生中，「1979春，思念妻女抽啜，長時間直挺地撐在床板上，陷入了險惡的人生低潮，幾有尋短之思」
天啊！這是阿肥嗎？雖然著墨不多，但如泣如訴，那段時間失去妻女，幾乎走上絕路的阿肥留下男人的眼淚了！
8.
為了交代阿肥生命的源起，肥爸肥媽都是《台北之春》書中重要角色，尤其是肥媽在阿肥筆下，更是一代女英豪，才德兼具卻「被騙嫁入丘家，立即成為了丈夫與離婚德籍妻子遺下的一女二子的『後母』」，阿肥對四十二歲花樣年華隨風凋零的母親，表達了無盡的崇敬與心疼，至於那位風流一輩子的父親，阿肥雖拿來消遣，卻也頗能體諒：「他除了一輩子男女關係永遠搞不清楚，以至於多次陷一己於各種窘境之外，做為一個那一代尚未自傳統中走出的讀書人，他到底還是殷實可靠之人，性格方面也大致懦弱多於悍勇；說得滑稽些，倘他真是油腔滑調的騙女人高手，他這輩子也就不會那麼多次被婚外關係的女子要脅，一再吃她們的虧了!」
阿肥寫起父母依然直來直往，沒有什麼隱晦與潤飾，德藉前妻留下的女兒，就是嫁給蔣緯國的丘如雪，在阿肥的《台北之春》也當了臨時演員。
政治肅殺的黨國威權時期，阿肥的家庭背景與人際網絡的確是「上流社會」的高級外省人，他在這種環境中長大，享受衣食無缺的富裕生活，經常接觸一些有頭有臉的名流，卻沒有淪為紈絝子弟，也沒變成太子黨，反而成為同情弱勢、批判權威的左翼份子；小時了了，大了還是了了，呼群保義，關注政治與社會議題，二十歲的青少年，在一大群大他半輪以上的文藝青年中，氣吞萬里如虎；臨老了的阿肥仍然了了，即使臃腫癡肥，頭頂禿了，齒牙動搖了，仍「蓄鬚明志」似的，打著旗幟鮮明的「肥」字旗號，行走江湖。
隨口問肥老一個簡單的問題：是不是左派？
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不是左派誰才是左派？」
如今《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大作完成，昔日同志們想必(或也未必)額手稱慶吧？!
「當年很多左派都變成右派了，恨死我了！」
數十年如一日，老了依然待在社運界，供年輕後起之秀驅策的阿肥，老驥伏櫪，即使在鬥爭中被人從肚子捅了一刀又一刀，仍舊高崗振衣，繼續盤腸大戰，真是無可救藥的左派浪漫主義者！
[1] 有關2007年樂生療養院事件,參見拙著〈樂生院替台灣上了一堂課〉，《中國時報》2007年4月18日，第A9版。
＊作者為作家、舞台編劇、戲劇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