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斷朴正熙政權以及它如何在一九六○與一九七○年代將南韓從弱勢威權體制轉變為強勢威權體制之前，我們應該先強調一點：朴正熙一九六一年政變之前，南韓政權的民主成分少得可憐。整個一九五○年代，政權舉步維艱，在民主與威權之間走走停停。從這個觀點來看，一九六○年代的朴正熙政權並不會比前朝更為威權；朴正熙也不是拆解或者逆轉一個健全的民主體制，然後樹立威權體制。關鍵重點在於，朴正熙政權顯然比前朝更重視經濟發展。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政變之後不久，朴正熙在政治上重起爐灶，設立「國家重建最高會議」，作為其政權的政治神經中樞。朴正熙身為職業軍人，執政得到軍方支持，這是李承晚政府與張勉政府都欠缺的權力基礎。雖然朴正熙的統治力量來自軍方，但他治理南韓是透過民主共和黨（DRP）。這個執政黨是一部組織機器，讓朴正熙行使政治權力。一九六○年代，其他政黨也被容許參與選舉，只是南韓的選舉法規極度扭曲，獨厚執政的民主共和黨，反對黨沒有任何勝選的機會。
的確，朴正熙從不掩飾他對自由民主的鄙夷，認為那是「抽象、無用的概念」。在他看來，南韓政治現代化與民主轉型的前提是經濟發展。他擬定現代化理論的信條，特別強調經濟現代化優先於政治轉型的順序。他在一篇著名的專文〈國家、革命與我〉中強調，像南韓這樣的低度開發國家「一定要訴諸非民主的特殊手段，才能夠改善人民的生計」。民主必須排隊等候。
從朴正熙的觀點來看，只要南韓繼續深陷貧窮、經濟發展不振，就沒有資格實驗政治民主化，而當時的南韓仍然非常貧窮。朴正熙威權統治初期，南韓經濟已經停滯十年。二戰剛結束時，南韓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來到一九五○年代盡頭，南韓仍然是全世界最低度開發的經濟體之一。不同於李承晚與張勉，朴正熙啟動了南韓的工業化與現代化。國家大手筆投資人力資本開發，尤其著重於教育。類似臺灣的發展型國家做法，南韓在一九六○年代實施小學國民義務教育，一九七○年代擴大到中學。世界銀行（World Bank）指出，教育與人力資本開發的投資是南韓工業勞工技能升級的關鍵，確保本國勞動市場能夠為工業化的公司充分供應技能熟練的勞工。
與臺灣及日本的發展型國家類似，朴正熙政權運用策略性的工業政策與干預措施，來促成工業成長與經濟發展。從一九六○年代早期開始，南韓的發展型國家實施一系列的進口替代關稅，來保護剛起步的本土工業，特別是勞力密集的製造業，例如面臨外國強勁競爭的紡織業。關稅以人為方式提高了進口產品的價格，讓南韓公司得以發展本土製造業能力，最終進入全球市場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