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思慌恐的是「重典」易修，但「亂世」難了。「重刑化刑事政策」的背後理念無非是執政者向民意風向靠攏權衡下的無奈，然而重刑化刑事政策果真能發揮其嚇阻再犯的預期效果？酒駕戕害生命的殘酷數據呈現法律的懲罰作用有其極限。如同從駕駛座後視鏡目睹車禍現場的視角，猶然能清晰聚焦「酒害」代價如此高昂，危及個人、他人及公共安全，甚至禍延下一代。遺憾地是執政者對酒害防制根本麻木不仁，反是譁眾取寵選用最為輕鬆的解決方式，其結果仍然要由每一個「酒駕者」及「被害者」所承擔。
是以；酒駕，從來就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應檢驗的是執政者究竟是肩負多少安定民心的「政治責任」。
本文僅就實務常發生但易遭人忽略之法令適用與政策進行檢漏說明：
一、「酒害」防制政策無為、任「酒精」綁架司法
姑不論警政單位每年疲於逾10萬酒駕取締件數、檢察機關年約6萬餘件龐大偵結案量，除3成緩起訴，多數復傾囊到各級法院堆疊高達99.9%的定罪率。如此怵目驚心的數據，足見「酒駕零容忍」口號威震天地，宣導、酷刑仍起不了大作用。法令的修改、立法部門的支持縱是必要的時勢對應，但政策性的配套作為、透明化法規制定與決策過程，俾利形成全民共識減少執行阻力，方能提升我國法制作業品質，使其更臻於完善。
尤而早在2016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幾項防制酒害戰略均可為他山之石政策擬定，如：監管酒精飲料銷售和限制酒精可得性、強力推廣酒後代駕制度、通過徵稅和價格機制減少酒精需求、提高對政策的認識和支持力度、向酒精使用疾患者提供容易獲得和負擔得起的治療等，均高效述明酒害防治政策監控對危險和有害使用酒精者，廣泛實施篩查及干預措施等，對酒駕惡害的遏止與預防，已測繪務實的路徑藍圖。
二、「蒼蠅世界觀」的酒品危害防治法草案
2019年曾由立法委員炎上提案之「酒品危害防制法」草案，不論從法案草擬的意旨與當下民氣可用時空背景，上開草案的三讀通過，顯然是頗為簡單的法制任務。可惜案經三次「交付審查」後未曾逕付一讀迅即封存，備受公益團體質疑打假球般的草案是否亦突顯「蒼蠅世界觀」的寓意？然關於酒害防制，或觸及酒品銷售的龐大利益和商機，或致有諸多立法惡阻，不得而知。我國積極爭取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無非是期待在保障全民健康與福祉上能與國際接軌，可惜歷年政府與民間戮力尋求全球會員國認同仍呈平行時空，落坐在發不出聲音的「旁聽席」。
復檢視該草案之罰則規範亦即極值吊詭，酒品營業者對於飲酒者僅有「宣導」義務，而無「防範」責任；若未盡「宣導」之義務，可裁罰新臺幣2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的罰鍰，然相較新修法酒駕同車者連坐責任為6000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標準，無非是變相版的「竊國者侯，竊鈎者誅」！更縮減此草案的賣點大概只殘存可合法課徵「酒品危害防制捐」！何況草案連「一讀」巴掌都拍不響的空前絕後，恐怕法案起草時狂刷的存在感也只是「牛屁股后蒼蠅」的荒繆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