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路易斯聯邦準備銀行總裁布拉德（James Bullard）在2022年6月撰文，比較聯準會前後兩任主席柏恩斯與伏克爾（Paul Volker）回應通膨政策的差異，對大通膨時期通膨與經濟所造成的影響。他分析，柏恩斯面對1974年的高通膨時，把通膨歸諸於油價高漲、企業與工會大幅調升商品價格和薪資（也就是「成本推動」），因此未持續緊縮貨幣政策以防止通膨復熾，結果造成高通膨持續更長的時間，並且從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初進入三次經濟衰退。伏克爾接任之後，在1980到1981年間巨幅提高利率，並且當1983年通膨下降之後，仍然維持相對高的利率，以持續抑制通膨預期復熾。這結果帶來1980年代中期之後穩定的通膨與持續擴張的經濟活動。因此，布拉德認為貨幣政策若能儘早回應通膨，不僅可以維持低而且穩定的通膨，而且有助未來經濟的擴張。
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發表於2022年的跨國研究，也得到類似結論。該文檢視1985–2018 年間三十五個國家貨幣政策緊縮循環（連續三季政策利率上升）的追蹤資料，將緊縮循環高峰後三年內，經濟進入衰退（連續兩季GDP負成長），定義為硬著陸；若經濟未進入衰退，則為軟著陸。該文發現，應趁通膨仍不高時即介入，方能更迅速完成緊縮循環，並相對上可避免硬著陸。雖然各方仍存在對於大幅升息可能造成停滯膨脹的擔憂，近來多國央行的態度已反映布拉德與BIS的看法，認為央行必須迅速採取行動以降低高通膨，防止高通膨變得根深蒂固，如此也能進一步降低經濟步入衰退的風險。
金融穩定
柏南克與葛特勒在1999到2001一系列的論文，認為貨幣政策（調整利率）不適宜用來防範資產價格（當時他們討論的對象是股市泡沫）引發的金融穩定風險。這是由於（1）央行可能無法準確辨識泡沫；（2）利用貨幣政策來戳破資產價格泡沫，可能導致難以預料的後果；（3）以調整利率處理金融穩定風險是大而無當（blunt）的工具，會連帶影響整體經濟表現。然而，二十餘年來經濟理論與計量方法的進展，許多新證據已逐漸浮現，促使柏南克改變主意，認為有重新檢視這問題的必要。
比如，許多研究發現，低利率會藉由提高資產價格以及改善借貸雙方的資產負債表，使投資者願意承擔更高的風險，並大幅擴張信用，這就是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管道（risk-taking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其次，大量文獻證實，信用擴張通常伴隨資產價格飆漲，與隨後的金融危機之間有顯著的關聯；更重要的是，由房價上漲所驅動的信用擴張並引發的金融危機，往往導致經濟陷入深且持久的衰退，其後經濟復甦也更加緩慢。因此，央行若要維持金融穩定，不只要抑制信用異常高度擴張，也必須針對房價變動實施政策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