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觀點：重提「雙百」是引蛇出洞？

中宣部長李書磊重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究竟是要「引蛇出洞」打擊異議，還是釋放調整信號，放鬆針對輿論的嚴控？

中共新晉政治局委員、宣傳部長李書磊在他發於人民日報學習二十大的《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一文中，提出文化建設必須堅持「二為」方向、「雙百」方針。所謂「二為」就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雙百」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表述被敏感的外媒和一些自媒體認為李在此是要學毛，引蛇出洞，然後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家、藝術家、學者和理論家等一網打盡。

毛1956年為了活躍和繁榮社會主義的文藝，首次提出雙百方針。之後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時隔一年，毛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一時間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響應毛的號召，對中共「大鳴大放」，甚至將矛頭指向毛。這是知識分子在毛統治時期一個非常短暫的小陽春。

但也許毛感覺到這樣下去有失控的風險，或者黨內鬥爭的形勢有了新變化，在當年6月改變了對「大鳴大放」的態度，發起了反右運動，那些在「大鳴大放」中給黨和毛提出尖銳意見的知識分子，被認定是借此發洩階級仇恨，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被打成右派分子，發配邊疆勞改。此段歷史被中共正統觀點稱為反右擴大化，但民間史學認為這是毛故意設的一個局，一個「陽謀」，借著提倡「雙百」方針，給黨提意見，要讓各路牛鬼蛇神紛紛現身，好一網打盡這些反黨勢力。謂之「引蛇出洞」。

習近平無需發動「反右」

毛是否有「引蛇出洞」之意，留給史學家們去討論。基於歷史教訓，人們將李的文章作此聯想，也很正常。不過，盡管習在許多方面效仿毛，在思想路線上一定程度回歸到了「左」的一邊，然兩者的時空環境畢竟截然不同，歷史不會簡單重復，在經歷了反右和文革的中國，對這種極端的政治運動還是有一定免疫力的，習沒有動力也無需再發動一場新時代的「反右」運動，即便他有此意，知識分子也不會天真地響應李的號召，給黨提哪怕溫和的意見。 （相關報導： 吳鯤鵬專欄：配合清零到何時vs.究竟何時打台灣？ ｜ 更多文章 ）

事實上，李這麼表述，不過是出身於學者的李同時作為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最高官員，重復中共的一貫說法而已。雖然他此時提出讓人頗覺得有些意外，但並沒有超出中共在這個問題上歷來的論述。李文的論說引述如下：「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方針。要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鼓勵解放思想、大膽探索，營造積極健康、寬松和諧的氛圍，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充分討論，提倡體裁、題材、形式、手段充分發展，推動觀念、內容、風格、流派切磋互鑑，不斷煥發文化生命力、創造力。要正確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

比起其前任，現為廣東省委書記的黃坤明學習十九大的文章來，李的思想確實要解放和開明等多，後者根本沒有涉及這快內容，反而充斥著時下流行的「四個自信」「兩個維護」之類的政治語言。然而，亦要看到，「雙百」方針的背後雖然有著一段不幸的歷史，可自它提出後，也就成了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一貫正確的說法，無論哪個領導人，涉及文學藝術文化學術的問題，都會提到它。

習在過去十年，從公開報導看，至少三次說到這兩個詞，要求文藝界和學術理論界發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二十大報告在關於文化建設的部分，也強調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李此文不過是對二十大這個精神的闡釋。外媒和一些人將它和1957年毛的引蛇出洞作聯想，可能是沒有注意到包括習在內，這兩詞從來沒有在中共領導人的意識形態話語裡消失過。

放鬆嚴控輿論？

那對李書磊來說，他現在重提「雙百」方針，倡言學術民主和藝術民主，是不是含有其他用意，而非僅僅因為它代表中共意識形態一貫的正確表述？或許。若有其用意，以李的學術背景和曾經開明的形象，應該是他認識到在習的一言堂以及只准一種聲音不能有「雜音」存在的情況下，中國的文化界表面上看似一片繁榮，主旋律高亢，實則萬馬齊喑，一片荒蕪，原創思想和理論以及有品質的文學藝術作品的異常匱乏，阿諛奉承之作的濫竽充數，根本同泱泱五千年文明不匹配，也同中國的國際地位不吻合，是中共一塊嚴重的短板。李不希望自己主管意識形態期間，中國的學術理論文學藝術充斥著假大空，除了只知歌頌和闡述領袖的思想外沒有一點獨立的創見，從而被後人戳脊梁骨罵。

他可能還是想有番作為，改變他的前任對文化的踐害。而對習來講，即使出於歷史上帝王有的虛榮心，在需要溜須拍馬之徒的同時，也想有一些在國際上拿得出手的大家和作品。現在中國的國際話語權還比較弱，他一再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但現實是中國還沒有為崛起構建起有說服力的令國際社會接受認可的中國的學派和理論，習無疑想改變這種狀況。這就是他為什麼不再讓其親信黃坤明繼續做中宣部長，而要形象相對不錯的李書磊主管意識形態的原因。假使如此，重提「雙百」方針可能是個調整信號，李接下來在意識形態領域可作為的空間比黃要大，目前對輿論的嚴控或許會有某種程度的放鬆。

但即便如此，李能夠邁出多大步伐依然不樂觀。因為他在這篇闡釋二十大文化建設的文章中同樣強調不能挑戰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黨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鞏固壯大奮進新時代的主流思想輿論。這或許不是其本意，可作為習核心執政團隊的一員，他無法從根本上違背老板的旨意。習挑選他做意識形態的最高主管，只是要他為自己的統治做一個更精巧的化妝，而非為各種「異端邪說」敞開大門。馬克思主義本身也帶有獨尊性，排斥異己，除非把它的指導地位虛化，但在習時代這是不可能的，有了這個前提條件的限制，中國的思想理論學術藝術勢必內容蒼白，形式單一，因為兩者有著內在的矛盾和沖突，水火不容。

可以想見李做中宣部長的難處，大概習給他的任務是劃個圈，以不得攻擊中共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習近平為界限，在此界限內，允許一定的學術民主藝術民主探索，思想、觀點和表現形式可允許某種程度的偏離主旋律，但出了這個圈是決不允許的。當然，中共接下來的意識形態到底會更左，還是往右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不久或許能見分曉。 （相關報導： 吳鯤鵬專欄：配合清零到何時vs.究竟何時打台灣？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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