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過一名英國財政大臣到訪新疆拍照打卡，顯示那裏的貿易商機，而那時新疆的嚴重人權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焦點。
我看著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身穿螢光黃反光背心在一輛卡車旁邊卸貨。離那裡不遠處就是一所監獄，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當時剛剛在那裏開始他的無期徒刑。
民主國家的政客到訪總是在為交往合作唱讚歌，但是人權問題卻常常要「關起門來」提出。
同一時期，杭特·拜登（Hunter Biden），總統最小的兒子，就在和一些與共產黨有關聯的中國機構建立商業合作關係。這種聯繫直到今天仍是拜登政治爭議當中的重心部分。
回過頭來看，沒什麼證據顯示，歐美的政治精英想去對合作交往的做法作重新評估。
在我駐北京時，企業高管會常常告訴我說，我報導中國日益加強的打壓某些程度上是錯過了重點，沒有抓住一個日益繁榮的大局。
彷彿貿易與交往政策並沒有令中國官員打開思路，像過去承諾的那樣接受政治改革的理念，反倒是令外部世界改變了主意，將眼光收窄到幾棟摩天大樓和高速鐵路線上。
當中的經驗教訓似乎並不是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應該緊密並行，而是你或許擁有這一切財富，但可以完全沒有人權。
在中國有巨額投資的一家美國家居用品品牌跨國企業高管告訴我說，中國人並不是像西方人那樣的方式去嚮往自由。
他堅稱，他曾與他工廠裏的工人談過，而他斷定，他們對於政治完全沒有興趣。「他們賺錢比較開心，」他說。
在那樣一段歷程中，很多從事貿易和交往的企業和政府，似乎乾脆已經放棄了將政治自由帶到中國的遠大承諾。
現在，似乎只要加強繁榮本身就已經足夠。
於是，到底是什麼改變了？
打破原有框架
首先，是公眾的看法。從2018年起，移居海外的維吾爾人開始發聲講述他們的家人消失在新疆大型拘留營裏的事，哪怕這樣做有明顯的風險，可能讓他們在家鄉的親人付出更大代價，受到更大懲罰。
中國一開始似乎對國際社會的反應感到震驚。
畢竟，西方政府長久以來都一直容忍北京多方面的壓制，同時繼續與它進行貿易和交往。
即使在習近平執政之前，打壓宗教信仰、拘禁異見人士和粗暴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都是整個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副作用。
但是對整個民族的大規模監禁——僅僅根據他們的文化和身份被指定為威脅，這對於全球公共意見有著巨大的衝擊，因為這在有過相似歷史的歐洲和其他地方都能引起共鳴。
在新疆有供應鏈的企業承受著消費者的巨大關注，而政府也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採取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