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習近平在全世界媒體面前走出來——如今這個時刻，他的政府對外國記者的容忍度已越來越低，而他則已經是中國數十年來權力最大的領導人。
他的歷屆前任都受到任期不超過兩屆的限制，這個傳統如今已被打破。隨著第三屆任期到手，他已經鞏固了自己對中國的權力，而且可能是永久的。
但是就在習近平在國內大權在握之際，在國際舞台上，現在的局勢卻是罕見地如此動蕩不穩。
這個中共的領導者越是強化中國的威權體系，他就越是在挑戰我們這個全球化時代的一個決定性設想——隨著中國變得越來越富裕，它會變得越來越自由。
這一設想驅動了華盛頓與北京數十年的貿易合作與交往。
它是中美經濟合作關係的基石。在這種關係中，每年有超過5000億美元的商品跨越太平洋。
現在，隨著習近平開始他的第三個任期，他面臨著與美國持續的貿易戰，以及試圖阻止中國獲得美國高端芯片製造技術的制裁的新嘗試——據一些評論人士指，這一舉動旨在「不惜代價地」減緩中國的崛起。
北京辯稱，最近兩國關係的明顯寒意，是源自於美國想要保持它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
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最新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認定北京對現有世界秩序的威脅比莫斯科更大。而華盛頓也已經開始討論，中國大陸攻打民主制的台灣不再是遙遠的可能性，而是越來越切實的前景。
這與過往的理解相去甚遠，彼時中美領導人會聲稱，共同富裕最終將會勝過彼此的意識形態差異，超越一個現有超級大國與一個新興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自由的習慣」
美國總統拜登越來越將中國看成是對手，這可謂是個不小的諷刺。而他試圖切斷中國對先進半導體技術的准入渠道，可能是對貿易與交往策略的最重大翻轉。
1990年代末，當時是美國參議院議員的拜登是致力歡迎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關鍵推動者之一。
「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他在2000年訪問上海時這樣告訴記者——這一論調是建基於一種信念，認為加強貿易會將中國鎖定在一個有共同規範和普世價值的體系裡，並幫助中國崛起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中國成為世貿成員在喬治·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任期內成為現實，它是數十年來加強交往的政策中一項最亮麗的成果。這一政策得到從理查德·尼克森（Richard Nixon）開始的歷任美國總統支持。
美國大企業也一直在極力游說中國進一步開放。像英美煙草集團（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就很熱衷於向中國消費者出售產品，而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則很渴望獲取廉價而順從的勞動力。
對於擔心藍領工人失業的美國工會組織，和所有關注人權的人來說，中國加入世貿是具有意識形態上的合理性。
他說，與中國進行貿易的理由，「不僅僅是一個商業問題，而是一個信念問題。」
「經濟自由會創造自由的習慣，而自由的習慣會創造對民主的期許。」
有那麼一段時間，日益繁榮的中國確實像是會帶來一些至少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在加入世貿之後的幾年，網路也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給了中國人一個過去做夢都沒想過的機會，可以討論和表達異見。
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話，說共產黨想壓制網路，會相當於「想將果凍釘在牆上一樣」。
甚至在習近平2012年成為中共黨總書記之後的第一任期裡，國際媒體的報導也常常聚焦那裡摩天大樓林立的天際線、各種文化交流以及新興中產，以此作為中國正在從根本上發生良性改變的證據。
但是在他執政初期，已有不少跡象顯示，習近平對那些初現雛形的「自由習慣」，不是視之為全球化的良好結果，而是要不惜代價與之對抗的東西。
「九號文件」，一份據報是在習近平第一任期開始幾個月後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發佈的文件，列出要提防的七個危險（即所謂「七不講」禁令），包括「普世價值」，超出黨控制以外的「公民社會」，以及新聞自由。
習近平相信，這些是意識形態弱點，是堅持社會主義路線不力，蘇聯的倒台就是由此導致的。
共同擁護普世價值的理想主義，對他而言就像特洛伊木馬，會將中國共產黨引向相同的結果，而他的應對辦法就是迅速而堅定——乃至於無所顧忌地重新強調威權主義和一黨專政。
「牆上的果凍」
到他的第二個任期，中國已經開始牢牢地將果凍釘在牆上了：監禁律師、打壓異見、扼殺香港的自由，在邊遠的西部新疆建設大型營地拘禁超過100萬維吾爾人。
但是，卻很少有證據顯示西方政府會迅速放棄他們對貿易和交往政策的支持，更不用說像北京現在所宣稱的那樣，轉向積極遏制中國崛起的政策了。
數十年來，中國進入世貿給那些將供應鏈與中國勞工對接的企業帶來巨額利潤，也為企業向中國消費者銷售產品開闢了新的前線。各國大使館多年來一直有數以百人計的貿易團隊進駐——很多到現在仍是如此。
英國與中國所謂的「黃金時代」就是對這種貿易與交往口號大吹大擂的的吹噓，而它就是在習近平的第一任期裏開始的，一直延續到其第二任期。
甚至有過一名英國財政大臣到訪新疆拍照打卡，顯示那裏的貿易商機，而那時新疆的嚴重人權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焦點。
我看著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身穿螢光黃反光背心在一輛卡車旁邊卸貨。離那裡不遠處就是一所監獄，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當時剛剛在那裏開始他的無期徒刑。
民主國家的政客到訪總是在為交往合作唱讚歌，但是人權問題卻常常要「關起門來」提出。
同一時期，杭特·拜登（Hunter Biden），總統最小的兒子，就在和一些與共產黨有關聯的中國機構建立商業合作關係。這種聯繫直到今天仍是拜登政治爭議當中的重心部分。
在我駐北京時，企業高管會常常告訴我說，我報導中國日益加強的打壓某些程度上是錯過了重點，沒有抓住一個日益繁榮的大局。
彷彿貿易與交往政策並沒有令中國官員打開思路，像過去承諾的那樣接受政治改革的理念，反倒是令外部世界改變了主意，將眼光收窄到幾棟摩天大樓和高速鐵路線上。
當中的經驗教訓似乎並不是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應該緊密並行，而是你或許擁有這一切財富，但可以完全沒有人權。
在中國有巨額投資的一家美國家居用品品牌跨國企業高管告訴我說，中國人並不是像西方人那樣的方式去嚮往自由。
他堅稱，他曾與他工廠裏的工人談過，而他斷定，他們對於政治完全沒有興趣。「他們賺錢比較開心，」他說。
在那樣一段歷程中，很多從事貿易和交往的企業和政府，似乎乾脆已經放棄了將政治自由帶到中國的遠大承諾。
打破原有框架
首先，是公眾的看法。從2018年起，移居海外的維吾爾人開始發聲講述他們的家人消失在新疆大型拘留營裏的事，哪怕這樣做有明顯的風險，可能讓他們在家鄉的親人付出更大代價，受到更大懲罰。
畢竟，西方政府長久以來都一直容忍北京多方面的壓制，同時繼續與它進行貿易和交往。
但是對整個民族的大規模監禁——僅僅根據他們的文化和身份被指定為威脅，這對於全球公共意見有著巨大的衝擊，因為這在有過相似歷史的歐洲和其他地方都能引起共鳴。
在新疆有供應鏈的企業承受著消費者的巨大關注，而政府也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採取行動。
還有其他問題——包括北京在香港打壓異見的行動之迅速，其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化，還有對台灣逐漸增強的威脅。
但是，似乎新疆是最能令人想清楚這一切的，而中國也感覺到了形勢在轉變——毫不意外地，很多試圖揭露新疆在發生什麼的國際記者，在那之後都被迫離開中國，包括我本人。
最新的皮尤民調顯示，80%的美國人現在對於中國有負面看法，而在十年前這個數字只有40%左右。
第二個改變形勢的重大因素，是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
川普的反華姿態或許飄忽不定——一邊指責不公平的貿易操作，一邊又公開讚揚習近平的強人風格——但是他有效地利用這一點來聚攏了一批對社會不滿的藍領階層。
簡而言之，他宣稱貿易與交往是一個壞嘗試，除了工作和技術外包之外，並沒有多少可見的好處。
他的對手批評他這種無建設性的做法，還有他們眼中的排外言論，但是原有的框架卻被打破了。
拜登總統只撤回了很少川普的對華政策，如果真有的話，包括他所發起的貿易戰。關稅卻保持下來了。
華盛頓已經遲來地意識到，貿易和技術轉移遠沒有加快中國的政治改革，反而加強的北京的威權模式。
新常態
「會，」他說，「假如確實出現前所未有的攻擊的話。」
長期以來，對於是否會出手幫助台灣，華盛頓的官方政策一直是有意保持戰略性模糊。當中的理據是，若承認美國不會介入，就可能會給入侵開綠燈；而說美國會出手防禦則可能鼓勵台灣的自治政府走向正式宣佈獨立。
這一番似乎是「戰略清晰」的新言論，已經引來了北京的憤怒，後者將此看作是美國立場的重大轉變。
這一點很難否認，哪怕美國高層官員嘗試收回相關的言論。
相比起共同的規範和價值，中國現在提供的是一種繁榮的威權主義，作為更優選項。
它正努力通過國際團體、情報機構以及巨大的宣傳機器來推廣它的體系，同時聲稱民主制度正在衰落。
在一些領域——比如德國的商界——支持貿易與交往的一方採取了完全不一樣的論調。
中國現在對於全球供應鏈是如此重要，如此強大，新的論點是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進行貿易，因為害怕傷害我們自身的經濟利益，或者引起北京的「反彈」。
但是在華盛頓，認為中國代表著嚴重威脅的看法，已經成為兩黨有強烈共識的少數議題之一。
到目前為止，找到替代選項或許尚不容易——供應鏈搬遷將要耗時多年，而且這樣做非常昂貴。
而中國確實有辦法，來給繼續交往者以獎勵，給不交往者以代價。
而就像對俄羅斯一樣，美國在中國這裏也面對著一個很大程度上是由自己培養起來的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