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而基於上述兩造關係、背景等脈絡下，審視丁允恭張貼與Y 女合照、及分手後並106年4月5日結婚後仍未停止聯絡（騷擾）Y女行為是否符合性騷擾？
經查，Y女北上工作並與A男交往之後，欲與被付懲戒人分手，被付懲戒人盼挽留Y女，於106年2月26日與Y女相約見面，翌（27）日見Y女在「臉書」上貼出與A男之親密合照，乃在「臉書」上公開貼出其以前與Y女之親密合照。該照片顯示「被付懲戒人與Y女均衣著整齊，面對鏡頭，Y女頭靠在被付懲戒人肩上」。
原懲戒法院評價該張照片「僅足認為其二人有親密之男女朋友關係，尚難認為含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等意涵」。但如前所述，「性別騷擾」，在於以性別作為其騷擾之工作或內涵，例如求職時，雇主告知或暗示「如與其交往」，就可以容易得到工作，或職場上以其作為交換升遷方式，又例如過度追求，均以「性別」作為影響被行為人之工作或生活之手段，更是利用該性別在傳統刻板性別文化中的位置／標籤作為具有敵意式環境延伸，例如三角感情關係中女性往往是被首當其衝被指責的一方，社會大量撻伐小三，也會輕放主要婚姻中失格的男性，甚至元配會出面與丈夫結盟攻擊指控小三，又例如婚姻中疑似外遇的女性，被撻伐的程度絕對高於男性。這類對女性極不友善之傳統刻板文化或厭女（仇女）文化（或網路所稱之母豬教文化），潛藏在現代生活中，伺機因公眾人物之婚姻糾紛崛起或被召喚而不自知（例如福原愛事件），這般厭女（仇女）文化使諸多性侵害或性騷擾之女性被害者非常困難挺身而出，因為一旦被喚起，縱使為自己父母或家人皆以貞操不潔作為指控（如前述林奕含書中所述母親的反應，認為父母在性教育缺席了），這些二度或數度創傷都非女性能夠承受。
從而，丁允恭公然貼出這張親密關係照片，自是充分理解這種厭女文化，否則斷不會以此報復Y女仍然愛著A男之行為，亦非常理解這行為對Y女的影響會有多劇烈，不然不會有十分鐘刪除照片之舉措。
稽諸監察院調查報告所載：「丁允恭承認他106年2月27日在臉書上傳他與Y女兩人的合照，表示：『某次（106年2月）她（指Y女）來，她提說要分手，她說如果我不能跟我未婚妻分手，她就要與我分手，我一時覺得對她很惋惜，非常想挽留她』、『106年2月26日我北上找她，就是要挽留她。她告訴我，她自己也還在選擇中。我當時跟她表白了，……結果隔天她在她臉書上放出她與A男的合照，我更難過，加上我喝了酒，難過的感覺很強烈，所以我就在我臉書上放出我與她的合照，但大約十分鐘後我清醒過來覺得太蠢，趕緊把照片PO文刪除，但之後已有些截圖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