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二戰時中國的兩個國民政府，人們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除了一個抗日另外一個親日外，其他地方幾乎沒有區別。從重慶逃到南京成立親日國民政府的汪精衛，一如1993年從中國國民黨分離出來的新黨一樣以「正統的中國國民黨」或者「正統的總理繼承人」自居，不只使用一樣的國號、國旗與國歌，還同樣以中國國民黨為執政黨，三民主義為意識形態，孫中山為建國之父。
甚至在建政之初，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職務還由人正在與蔣中正一起抗日的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擔任，汪精衛自己則屈就於「代主席」職務。直到林森本人嚴厲譴責汪精衛為「漢奸」後，這個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位置才從1940年11月起由汪精衛本人擔任。另外一個比較明確能區分兩個國民政府的，是南京國民政府在日軍要求下，在國旗上方多懸掛了一條三角形小黃旗。
根據日本方面的說法，當時日軍正在與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重慶軍作戰，希望南京政權掛上小黃旗以利於區別。小黃旗上寫有「和平、反共、建國」等象徵對日和平，反對共產主義以及建設祖國的汪精衛政權意識形態。不過或許因為這面小黃旗的存在，太好用來區分兩個國民政府了，大家就索性把這面旗幟與汪政權連結到了一起，卻很少人知道其實小黃旗到1943年3月就被拿掉了。
為什麼會被拿掉？小黃旗被正式拿掉的日期是1943年2月5日，而汪精衛政權在1月9日對英美宣戰，似乎與日本動員中華民族主義來對抗西方國家的期待有關。為了展現平等對待中國友邦的誠意，日軍不只將除了香港之外所有太平洋戰爭初期打下來的英美租界與治外法權交給汪政權，還賦予南京國民政府更多內政上的自主性。
所以不只南京國民政府拿掉了小黃旗，就連在北方保持半獨立狀態，堅決懸掛北洋政府五色旗的華北政務委員會也把國旗換回了青天白日滿地紅。至少在形式上，汪精衛政權實現了其管轄範圍內的「治權統一」。不過汪精衛政權拿掉小黃旗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經由近年來上網的國史館文獻公佈了出來，原來那與一段被人們所遺忘的國共合作有密切關係。
來自國軍將領的情報
根據國史館的檔案，從1943年2月13日起到3月12日，就有來自第1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冀察戰區總參議張蔭梧、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8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副司令長官胡宗南等將領給蔣中正的電報，提及小黃旗被從汪政權國旗上移除。這幾位將領的一大共同點，就是他們在對日抗戰期間被交付的主要任務不是防範蘇聯就是圍堵中共。
其中本來身為河北民軍司令的張蔭梧將軍，甚至還被毛澤東點名為「摩擦專家」，並在與8路軍的衝突中被趕出了自己的地盤。蔣鼎文、朱紹良與胡宗南都在他們的電報中，提到汪精衛政權收編或者改編8路軍的意圖，指出南京和平政府為了拉攏中國共產黨，取消了所有的反共文宣。南京國民政府旗幟上寫有「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小黃旗當然也包括在內。
在1941年「新4軍事件」中大破共軍的顧祝同將軍，則在電報中提到一個不知所云的《遠東聯盟綱領》。張蔭梧將軍3月12日的電報，更是直接指出象徵華北政務委員會的五色旗與新民會會旗都被汪政權下令不得懸掛，象徵南京國民政府不只要大權獨攬，而且還要放棄其成立之初的反共抗俄國策。如果蔣鼎文跟胡宗南所言屬實，就連8路軍和新4軍都要被改編為和平建國軍了。
相信大家讀到這裡，一定感到十分怪異，怎麼高喊反共口號的汪政權突然間要收邊高喊抗日口號的共產黨軍隊了？其實不用覺得奇怪，汪政權對共產黨之所以會有如此的政策轉彎，實質上是受到日本對蘇聯戰略的影響。毛澤東一改過往對南京政權的敵視，派出潘漢年與汪精衛接觸，其實同樣是受制於蘇聯對日本的外交政策。
一個絕大多數華文讀者所遺忘，或者被教育去刻意遺忘的事實，是蘇聯與日本自1941年4月簽署《日蘇中立條約》以來，到1945年蘇軍向滿洲國發起進攻為止，雙方之間維持的都是名為中立國，實為夥伴國的關係。日本承認蘇聯扶植的蒙古民共和國，蘇聯同樣承認日本扶持的滿洲國。南京與延安這兩個日本和蘇聯扶持的中國代理人之間有所接觸，本來就沒啥好感到奇怪。
何為《遠東聯盟綱領》？
接著我們要討論顧祝同電報裡那莫名其妙的《遠東聯盟綱領》，因為筆者就算用關鍵字在國史館網站上搜索，都搜不到任何關於這份綱領的進一步訊息，自然會讓人們懷疑其真實性。但是如果搭配《蘇俄在中國》一書裡所提到，蘇聯與日本有瓜分中國的計劃，一如1939年蘇聯與納粹瓜分波蘭那樣，好像又有了點真實性。
當然，顧祝同是蔣中正的反共愛將，《蘇俄在中國》又是蔣中正在冷戰時代的作品，大家或多或少都認為不過都是些黨國的八股文宣。甚至還會有不少前輩會要筆者看看就好。但是撇開重慶方面的立場，從蘇聯與日本雙方的角度去分析1943年初的世界與遠東局勢，不難發現雙方確實都有進一步靠攏甚至於結盟的需要。
從蘇聯的角度出發，當時史達林格勒戰役尚未結束，到底二戰的結果是同盟國還是軸心國勝利，就連史達林元帥都說不準。與日本保持良好關係，好一點可以留一條與德國和談的後路，壞一點至少能避免同時為德日兩面包圍。或許這是為什麼蔣中正在珍珠港事變後，就馬上要求羅斯福施壓蘇聯對日本宣戰，切斷蘇聯在同盟國與軸心國兩陣營之間搖擺的後路。
羅斯福恐懼過度逼迫史達林對日宣戰，可能會導致蘇聯退出對德作戰，沒有接受蔣中正的提議施壓史達林參加太平洋戰爭。然而英美對蘇聯的防範，史達林不是不知道，因此更需要暗中與日本保持往來。更何況當時美日同樣在瓜達康納爾激戰，到底誰會贏得最後勝利同樣難以預測，缺席太平洋戰局的蘇聯必須要為一個日本主宰的亞洲秩序提前做好準備。
既然日本搞了一個「大東亞共榮圈」，那麼同樣有外蒙古與中共等附隨政權的蘇聯提出規模更大的「遠東聯盟」，將雙方的附隨政權通通整合起來對抗英美與重慶就是可以想像的。對在中途島海戰失敗，又在瓜達康納爾島與美國打得難分難捨的日本而言，多蘇聯這麼一個盟友根本上是百利而無一害。畢竟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日本其實一直也是在同時與美英還有重慶打兩面作戰。
汪精衛與毛澤東的需求
如果說蘇聯與日本的接觸是為了對抗美國，那麼南京和延安兩個中國附隨政權的接觸同樣有自己的盤算，那就是要推翻蔣中正的中央政府。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汪政權就在尚未對英美宣戰的情況下推動所謂「全面和平」運動，不斷與李濟深、張發奎、薛岳、李宗仁以及龍雲等與蔣中正關係游離的地方實力派接觸，希望能爭取中國在南京國民政府的領導下達成和平統一。
既然是「全面和平」，那麼統一的根本目標就是爭取讓中華民國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保持中立。從汪精衛的角度來看，這才是對中華民族最有利的政治安排，讓中國可以從美日戰爭中獲得漁翁之利。然而地方實力派不確定究竟是美國還是日本能贏得太平洋戰爭的最後勝利，不願意貿然離開抗日陣營，深怕自己的決定會得罪美國。
於是汪精衛的「全面和平」失敗了，迫使缺乏軍隊的他做出了對英美宣戰的決定，正式在太平洋戰爭中選邊站。既然是要徹底打垮重慶國民政府，那麼南京國民政府就應該是更具有各階層代表性，更能捍衛全體中華民族利益的政權。重慶國民政府最讓人不滿的地方，就是蔣中正一心只想消滅共產黨，無法將代表草根農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整合到他的政府裡面。
汪精衛相信如果能讓高喊抗日口號最大聲，又聲稱代表中國勞苦大眾的共產黨加入他領導下的國共合作，勢必能強化南京國民政府的正當性。8路軍又是一支出自人民群眾，擁有高度政治紀律的部隊，如果能把他們收編為和平建國軍的話，勢必能鞏固南京與重慶軍事對抗的實力，甚至強化中國整體的國防，為日後「擺脫」日本的控制做準備。
同樣的，毛澤東也有與汪政權合作的需求。自1941年的百團大戰以來，華北日軍一連對8路軍實施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搭配恐怖的「三光政策」。共軍在這些與日軍的對抗中損失慘重，也需要空間修身養息，派出潘漢年同日軍接觸，乃至於透過「76號」的特務頭子李士群與汪精衛本人接觸，根本目標都是希望獲得和平建國軍的保護，並乞求日軍方面高抬貴手。
延安與南京合作到什麼程度？
那麼毛澤東與汪精衛在太平洋戰爭的合作究竟到什麼地步？筆者掌握的資料還相當有限，但透過國史館的文獻仍略知一二。1943年5月14日，來自第8戰區的電報指出汪政權派代表「安光達」到延安出席中共召開的會議，會議具體內容不詳，但似乎是讓中共在推翻重慶國民政府後保有寧夏、甘肅與西藏的統治權，其餘國土則統一於汪政權的治理下。
隨後中共又派李富春到南京，進一步與汪政權協商軍事政治合作問題。具體談什麼合作，筆者同樣不知道，但值得注意的是「安光達」並非真名，應為汪政權其他要人（如李士群）使用的化名。倒是中共派往南京的李富春，使用的是本名，他是當時中共組織部的副部長，或許是與汪政權就中共黨組織在日軍或者和平軍控制區的活動交換意見。
另外根據忠義救國軍鮑步超6月26日的電報，李士群考量到日軍在與英美的作戰中損失慘重，希望藉由與中共的合作尋求後路，並邀請中共黨代表「戴曉雲」為中國國民黨蘇北黨部秘書，扮演和平建國軍與新4軍之間的聯絡人。他另外指出，汪精衛派往日本的特使周佛海已成功說服首相東條英機支持南京國民政府的「聯共」，目的是分化重慶國民政府。
除了去除掉國旗上的小黃旗，南京國民政府根據鮑步超的指控還向新4軍軍長陳毅提供經濟援助。關於潘漢年與汪精衛的接觸，軍統局的毛慶祥在1943年9月5日的電報中有詳盡介紹，明確指出東條英機支持汪政權與延安之間推行的國共合作，只是支那派遣軍的總司令官畑俊六將軍對此持反對態度。得知中共暗中「勾結敵偽」的蔣中正，痛批共軍不再有被稱為中國軍隊的資格。
10月14日，蔣鼎文又發電報給委員長，指出中共派往南京的代表「任厚石」與太原的代表牛蔭寇返回延安，前者無法查證是否為真人，應該是化名，後者則是真實存在的人物，是薄熙來父親薄一波的副手。他們不只與南京達成交換物資的協定，還進一步談出如果日本戰勝，汪政權要把甘肅、寧夏、陝西與新疆交給中共管轄的約定，顯見雙方的合作比我們想得更為密切。
合作是如何終止的？
戰時延安與南京之間的國共合作，因為會危害到中共政權的正當性，多數不是尚未公開就是已經銷毀。筆者只能透過國史館典藏的資料，做出十分有限的推敲，未來如果有機會接觸到法務部調查局的相關檔案，恐怕還會有更勁爆火辣的秘辛，真希望有那麼一天可以到來。等有足夠的史料，筆者一定寫書跟各位分享心得。
那麼中共與汪政權的合作何時結束？既然中共從來不承認有過開始，事實上就沒有所謂結束的問題。但是在1943年11月份的開羅會議後，汪政權因為無法在收復失土方面能比拿回台灣跟澎湖的蔣中正有更多表現，威望逐漸下降，甚至成為大家千夫所指的「漢奸」。伴隨著日本的失敗即將成為事實，中共也更不會讓世人認為自己與汪政權走太近。
雖然「遠東聯盟」已胎死腹中，但中共還是有與汪政權合作的動機，那就是確保重慶國民政府在戰後垮台。兩位民族主義者都認為蔣中正是徹頭徹尾的「美國傀儡」，認為中國在他的帶領下只是從過去由好幾個列強瓜分的半殖民地變成美國單一霸權壟斷的市場與反共基地而已。為此兩人是願意透過日軍之手，確保蔣中正的政府無法在戰後長久統治中國。
於是就有了所謂的「一號作戰」，國軍面對日軍空前強大的地面攻勢毫無招架之力，蔣鼎文還為此失敗辭去了第1戰區司令長官的職務。「一號作戰」重挫了重慶國民政府在國際社會上還有國內民眾心目中的威望，倒是共軍利用日軍全面進攻國軍的機會大幅發展，甚至還在日軍默許下成立了諸多標榜親日又反對中央政府的民團武裝，稱得上是日軍、南京與延安最成功的一次合作。
然而「一號作戰」的根本目的不是讓日本贏得戰爭，而是確保蔣中正的親美政權垮台，這個目標雖然經由日軍主導下的國共合作實現了，卻又因為日本的戰敗和汪政權的垮台不能公開宣揚。中共終究沒有公然與日本結盟，也沒正式加入汪政權，可中共的戰後奪權卻需要獲得厭惡日本與汪精衛政權的中華民族主義者支持，自然在日本戰敗後必須極力撇清自己戰時不光彩的歷史。
被遺忘的師徒關係
寫到這裡，本文即將進入尾聲，相信讀者們對於毛澤東和汪精衛兩人在戰時如此緊密的合作關係嘆為觀止。其實根本不需要感到驚訝，因為汪政權與中共的關係本來就比我們知道的還要深遠，周佛海與陳公博兩位汪精衛身邊的左右手都是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黨代表，他們早期在中共裡的威望可一點都不輸給毛澤東。
倒是毛澤東的發家其實是與中國國民黨比較有關係，而當時提拔毛起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時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的汪精衛。汪精衛當時是聯俄容共政策的主張者，任命毛澤東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代理部長，等同於今日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當時毛澤東在國民黨裡的地位，甚至還超過只是個軍校校長的蔣中正，他也從此成為了全國性的政治人物。
蔣中正不是正統的國民黨人，毛澤東也不是正統的共產黨人，但是從汪精衛的角度來看，或許毛澤東才是徹頭徹尾的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在那個時代代表的不是中國國民的黨，而是中華民族主義的黨。在汪精衛看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威脅，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傳統地位的威脅遠高過俄羅斯及日本，這是他早年主張聯俄容共，後來又和日本結盟的原因。
日本與蘇聯的威脅在汪精衛看來既明顯又好提防，只是中華民族短時間的威脅，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卻能憑藉民主自由的糖衣砲彈以及資本主義腐蝕中國人的精神文明，才是真正長遠的威脅。跟隨日本也好，蘇聯也罷，汪精衛與毛澤東的根本目標都是爭取中國擺脫西方控制，恢復過往華夏霸主的地位。等到解除西方的威脅後，再與蘇聯還有日本翻臉。
汪精衛與毛澤東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沒有軍隊，只是一個空有理想的文人。然而擁有人民軍隊的毛澤東，最終完成了汪精衛的裡想，讓中國成為了與世界列強平起平坐的一方之霸。對他們倆人而言，最幸運的可能還是汪精衛在毛澤東崛起以前就已經病故，不然好鬥的毛澤東最終可能還是要把屠刀對準其恩師汪精衛的，畢竟民主與分享權力從來不是他們倆人所信奉的哲學。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