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豹獵人在當時被描述成「海狼」(seawolves)，這個詞把他們和革命時代的海盜擺在一起， 譬如在波斯灣被貼上海盜標籤的那些人。
一八一〇年起，海豹獵人和原住民女性一起住在巴斯海峽，這是個多語社會，成員包括英國人、愛爾蘭人、美國人、葡萄牙人、拉斯卡、紐西蘭人、大溪地人還有澳洲原住民。 十九世紀 進入第二個十年的時候，關於這些社區的許多報告在雪梨流傳，於是約翰・麥加維牧師(Rev. John McGarvie)把他們寫成在海峽上岸的「逃跑者」，後來結識了「老蒙羅」(old Munro)，在蒙羅和他的「黑人妻子」帶領下，領略了「關於這危險海峽神祕交通和路線的一切祕密」。詹姆斯・蒙羅 (James Munro)被形容成「保護島(Preservation Island)島主暨國王」，是最早的常駐海豹獵人之一。 「逃跑者」暗示有些海豹獵人是逃跑的囚犯。
發生在這些海豹獵人社區的事件，可以視為革命時刻落實的一個過程。在我們開始敘述那段歷史之前，首先必須強調，海豹獵捕生意是隨一八二〇年代晚期塔斯馬尼亞原住民抵抗升溫，在塔斯馬尼亞登場的驚人暴力的其中一個面向。拿破崙戰爭參戰者的到來，還有在范迪門斯地定居下來的其他難民，包括殖民官員後代與英國貴族，是塔斯馬尼亞血腥戰爭背後的驅動因素之一，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在這些戰爭裡被追殺，同時也對移民發動報復性的暴力攻擊。隨著殖民人口從一八一七至二四年增加了六倍，塔斯馬尼亞島也從「一個以靠小規模農業、捕鯨和獵海豹維生的混雜社會，(變成)以生產高級羊毛為主的畜牧經濟」。
殖民地當局利用反革命來遏止移民和塔斯馬尼亞原住民之間暴力相向，透過謹慎而有目的性的操縱，智取本地行動者。推動這個政策的還有對窮兵黷武和人道主義相互矛盾的責任感，這是該時期特有的混合元素。帝國反革命在塔斯馬尼亞露出了幾個明顯的跡象，舉例來說，殖民者建立了軍事要塞、地方警察隊，並出動武裝團體在各地四處搜查，使塔斯馬尼亞成為此時世上受到最嚴格警察監控的領土之一，還有從一八二八年起實施三年多的戒嚴令，實施的理由是要透過恐怖手段實現和解，但其實是被用來殺害塔斯馬尼亞原住民。然後是一八三〇年的「黑線」(Black Line)，它可能是來自對抗法國戰略的衍生設計，利用了在印度和半島戰爭中的戰爭專業知識，以及帝國狩獵的模型，由軍隊、囚犯和移民組成人鏈，試圖把塔斯馬尼亞原住民趕到一塊受約束的狹窄土地。最終，反革命不僅等同於捕捉塔斯馬尼亞原住民的軍事戰術，反革命也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舉動，它見證經過廢奴磨練且源自福音派宗教的文明責任感，被應用在運輸和關押巴斯海峽的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導致他們的滅亡。
那個時代的語言——包括源自人道主義思維的語言——被用來描述和干預巴斯海峽的海豹獵人和捕鯨者社區，這以福音派人道主義者和後來的原住民「保護者」喬治・奧古斯都・羅賓遜(George Augustus Robinson)的重要著作為例。對羅賓遜而言，海豹獵人是「惡劣的人」，因為「英國本土的政府為了廢除奴隸貿易，已經付出了數百萬——因此奴隸存在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上，絕對是不得 體而且可恥的。這些人公然違抗政府」。
這個時候已經有人開始呼籲管理海豹獵人的社區，這些呼籲和開明帝國時代的帝國政府改革態度一致。一名海軍軍官在一八二六年寫給范迪門斯地總督喬治・亞瑟(George Arthur)的報告中，形容巴斯海峽是「持續上演暴力、掠奪和各種犯罪的地方」，報告呼籲對捕海豹船上的乘客進行更嚴密的檢查，以阻止從雪梨逃跑的囚犯來到巴斯海峽，這些越獄囚犯隨後會成為海豹獵人。它還呼籲將海豹捕獵季節限制在五到六週之內，避免幼海豹太小就被殺死，並要求在海峽上其中一座島建立一個「政府據點」，配備民兵和軍隊。對軍事殖民的要求，預示了羅賓遜的塔斯馬尼亞原住民保護區在日後的誕生。一八三三年，規範范迪門斯地船運的法案在塔斯馬尼亞戰爭期間通過，法案內容包含了防 止船隻偷渡逃犯的種種措施。最終，巴斯海峽各地蒸汽船運和農業貿易的興起，壓垮了海豹獵人的社群。
對羅賓遜本人而言，拯救和海豹獵人一起生活的原住民婦女，是實際執行自由主義改革的範例，身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寫說，她們「從自己的國家被帶走」，在綁架的過程中，白人男性會把 女人的手綁起來，然後逼迫她們上船，將她們載運到巴斯海峽上的島嶼。一旦「擁有」「眾多」的時候，他們會「選出一個受寵的，她可以不用做任何的活，然後其他女人都必須聽她的。」 一名海豹獵人——托馬斯・塔克(Thomas Tucker)——據稱在「熱烈」追求原住民女人時，射殺了一名塔斯馬尼亞原住民男子。從她們身上的傷疤，就知道她們受了「不該承受的虐待」。羅賓遜把這些女性的名字和故事編纂成一本目錄，而且他會明確指出哪些人已經獲救，被安置在他的機構中。名單中有一位被「有色人種」綁架的女人，另一個女人已經有「黑人丈夫」，還有在海豹獵人之間被傳來傳去、當物品交換、當商品買賣的其他女人。我們看到原住民婦女被棍棒毆打的記載，譬如有位女性據說告訴羅賓遜，有個海豹獵人因為她弄丟了他的其中一隻狗而打傷她的頭。在某個可怕的故事中，羅賓遜介紹了 Worethmaleyerpodyer：
約二十歲⋯⋯派珀斯河區(District of Pipers)出生的女子，被(一八二〇年捕鯨船失事後來到巴 斯海峽的)海豹獵人詹姆斯・艾弗瑞特(James Everitt)強行從她的家鄉帶走，後來她在伍迪島(Woody Island)被他兇狠地用火槍射穿身體而死，因為他對她處理羊肉鳥(Mutton Birds，按：水薙鳥屬)的方式不滿意⋯⋯
有人為他指出 Worethmaleyerpodyer 墳墓的位置。然而，儘管從羅賓遜繼承自廢奴傳統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對普及自由的責任感，他把這些女性的能動性看得微不足道。羅賓遜的著作可能是塔斯馬尼亞早期歷史最具爭議的史料，他的作品也在澳洲人圍繞原住民歷史地位主題的歷史辯論中，成為眾人關注的重點。
有些人認為他是「種族滅絕」的代理人，根據這些評論者的說法，在亞瑟總督的同意下，羅賓遜 將多數塔斯馬尼亞原住民聚集起來，並在一系列以開化原住民為目標的調解任務後，於一八三〇年代 中期把他們載運到巴斯海峽的弗林德斯島(Flinders Island)。漂流到這個偏遠據點後，疾病迅速奪走 塔斯馬尼亞原住民的性命。對其他史學家而言，羅賓遜是一個追逐私利的傭兵，還有一些人覺得，羅賓遜誇大原住民遭受的暴行，隱瞞原住民對移民做的壞事，選擇性地報導移民在塔斯馬尼亞殺害原住民的事件。用最近一名評論者的話來說，羅賓遜「不斷與他的同伴爭論，永遠堅持自己的主張」，他在史學家之間的地位也是如此。在他職業生涯後期，他的焦躁不安引領他跨越巴斯海峽，一八三九年，他成為澳洲本土菲利普港(Port Philip)原住民的首席保護官。
羅賓遜報導了逃離又重返海豹獵人社群的女性。這代表他的作品不能被視為女性徹底欠缺能動性的指標。譬如，有個被羅賓遜稱作Tarerenorer的女人，據稱在逃離海豹獵人後，「對移民聚落做出了滔天暴行」，在那之後，又回到了海豹獵人的社區，羅賓遜就是在那時接收她，把她安置到保護區。
然而，當我們去思考這些婦女何以成為主要的養家者，負責到海岸和海上覓食，而且有夙負盛名的游泳、潛水和航海技巧，羅賓遜對塔斯馬尼亞原住民能動性的過分低估就變得清晰。相較之下，霍巴特的詹姆斯・凱利(James Kelly)對她們在這些方面的角色提出了更有血有肉的描述，讓她們不單單是別人眼中被綁架的女性。
凱利的船員給了六名女子每人一根棒子，然後看著事件在他們眼前展開。女人們悄悄靠近海豹，躺下來，把棒子擺在身旁，「有些海豹抬起頭看牠們的新訪客，嗅聞她們的氣味。」於是這些女子模仿海豹，依樣畫葫蘆地，像海豹一樣舉起手肘和手，給自己搔癢。一個小時後，她們倏然起身，朝海豹的鼻子重擊，殺死了海豹。「眨眼間，她們都像被施魔法般地跳起來，每個人又多殺死一隻海豹⋯⋯她們放聲大笑，手舞足蹈，好像在說她們取得了和海豹對戰的重大勝利。」然後她們帶著死去的海豹入水游泳，這應該需要很大的力量，把海豹拿去給那些看著她們的男人。隔天，女人們帶頭獵捕海豹，她們還在獵到海豹後，把海豹鰭肢和肩膀烤來吃。
＊作者劍橋大學世界史教授、岡維爾與凱斯學院教員，劍橋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南方浪潮：印、太海洋民族對抗帝國暴力、驅動現代史的革命年代》（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