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從這段話裡得到啟發，杜奇克說，要改變世界就是要「穿過體制內的長征」，街頭上的「長征」是華麗炫目的，會創造出英雄，吸引公眾的目光與掌聲；但是體制內部的「長征」卻是尋常無奇的，在很多時候，是在滿足了我們物質需求，人倫義理，親密關係之後，才能推動這個社會前進一小步。這是一條比較困難，但也比較踏實的道路，要結合職業與志業，在參與世界的過程中，同時也帶來世界的改變。
20世紀60年代的街頭革命失敗以後，很多「1968年人」進入學院，取得學位後成為學者、教授、官員、記者等，進入社會主流。他們在腳跟未穩之時，都刻意隱藏自身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這與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從政初期，隱瞞自己的社會主義者身分出自同樣的理由。他們用滲透的方式侵蝕到維繫社會道德的重要機構之內，包括教會、政府、教育機構、立法和司法機關、藝術團體、新聞媒體以及不同的民間團體。一旦站穩腳跟，掌握了話語權並且能夠介入學校及各機構的人事安排之後，這個馬克思主義族群就具有了自我生長繁殖的能力，並成功地將保守派逐漸擠出教育系統。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包括聘用教職人員的決定權。
新左派此舉極富政治遠見，馬克．萊文引用了亞倫．布隆姆（Allan Bloom）在《封閉美國的思想》（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的一段話說明教育對形塑人類思想的重要性：「每一種教育制度都有一個它想達成、並蘊含在課程中的道德目標。它想要製造某種人類。這種意圖多多少少明確可知⋯⋯即使閱讀、寫作和算術這類中性學科，在它對於接受教育者的遠見中，也扮演著某種角色⋯⋯。民主黨的教育⋯⋯想要並且需要製造一群支援民主黨政權的男女」。我將這個過程稱為「構造選民基礎」。構造選民基礎猶如建羅馬城一樣艱辛，美國左派積經年累月之功，成功滲入美國大學、研究機構並最後取得絕對主導地位的結果。
根據2007年一份名為「美國教授的社會政治觀」的研究，在被調查的1417名大學全職教員中，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溫和派居46.1%，保守派僅占9.2%。其中社區大學教員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學院教員中自由派則高達61%，保守派僅占3.9%。這份調查還指出，臨近退休的教員比新入職的左傾更嚴重。在50至64歲這一年齡段中，自稱左派活動家的占17.2%。這份調查還指出，大學教員大都支持同性戀、墮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