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制上的缺陷以及威懾
首先，要指出的是，按照法律，德國的教育與科研部只是對各州的文化、教育、科研政策起一個指導性的作用，而真正決定事務是由各州自己或是各校自己。換言之， 德國相對於其他西方國家來說，在各州貫徹聯邦層面的意志方面，在速度跟效果方面可能不一樣。 當然，即便如此，中國與德國的互信下坡路，直接決定了今後各方面發展的走向。
在美國，政府與大學之間也有類似的機制上設計的障礙。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10月9日已敦促美國中小學和大學重新考慮是否與孔子學院合作教授中文課程，理由是認為其中有來自北京的「惡意影響」。但迄今為止，100多所孔子學院才關閉了近40所。
而在德國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資金問題。顯然，學習中文需求不斷增大是目前世界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但是，德國的大學卻得不到資金設置相關課程，或者資金不足。於是，中方則「大方」地出錢，填補這個缺陷。 而中國教育部的漢辦也是利用了這種機會。 用經濟手段來「彌補」自己政治上的不足。
當然，應該承認，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德國大學的就職人員尤其是那些研究中國的學者，深知威權主義的中共會對任何具有批判態度的學者予以懲罰，譬如拒絕發放簽證等。為此，有一些德國學者不得不采取自我審查以及避免大學本來應該可以舉辦，但「可能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活動。 但這種現象在一個民主國家畢竟是不能持久的。
筆者之所以在這裡提及這一點，目的是想說明，要真正等到德國聯邦政府的意志貫徹到各個大學，還是需要時間的。迄今為止，中德高校在科技和經濟領域的合作項目多達1400個，同時，約有4萬中國學生在德各大學學習，約有3000中國學者在德國科技領域作研究或進修。但是，客觀上，留給中方的時間不多了。 德國自民黨在去年就提出要終止跟中國孔子學院的合作，而現在正好又是自民黨的教育科研部長在位。可以想象，在政治和敏感科技項目上的脫鉤，速度必定加快。
中國走向何方？
國家間的政治互信往往是損壞容易重建難。 筆者對中共跟西方各國特別是中德之間能否在今後一二年甚至更長時間重現恢復起2012年前的政治互信，並不樂觀。據說，最近中國歐洲事務特別代表、前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專門訪問了歐洲不少國家，其中也包括德國。吳紅波表示，北京在很多事情上「犯下錯誤」。這一消息是否屬實尚待查核。但是，真正要重建互信，北京的要做的事情很多。而這裡首先一個問題是：習近平是否願意。從目前中國官方的對此問題的言行來看，今後兩到五年內， 重建互信希望微乎其微。
＊作者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原標題為：中德政治互信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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