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太平洋戰爭後中國軍人的投降潮─兼談孫良誠將軍

今年是國共分家95周年、日本全面侵華85周年以及太平洋戰爭爆發81周年。三個日子看起來毫不相干，實際上卻緊密連結在一起。國共在1927年的分家，毫無疑問提升了「基督將軍」馮玉祥在國民政府裡的軍事地位，他手下的西北軍更因為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打出抗戰第一槍，成為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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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們傳統上的認知，太平洋戰爭爆發意味中華民國不再是孤軍奮戰，有了英美這兩個堅強盟友共同抗日，何以會有大量國軍投降日軍？主因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前六個月內，英美盟軍在東南亞的表現可以稱得上是兵敗如山倒，讓孫良誠認知到「東昇西落」的時代即將來臨。「牆頭草，兩邊倒」，確實是可以用來形容孫良誠等遊走在抗日以及親日陣營的雜牌軍將領立場。

可就如同今天部份立場傾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退役將領，抱勝利者大腿確實是孫良誠投靠日本的一大主因，但是我們也不能否定中華民族主義亦為背後的另外一個推手。都投降日軍當了「漢奸」，怎麼還能用中華民族主義來形容孫良誠的動機呢？因為所謂抗日等於愛國，親日等於「漢奸」的觀點，其實要等到日本戰敗以後才成為中國人普遍認可的共識。

馮玉祥的忠實信徒

孫良誠在西北軍眾多將領中，是對大家長馮玉祥比較忠誠的一個，早期他以國民軍第1軍第2師師長的身份，率領西北軍開入陝西大戰劉鎮華的鎮嵩軍，確立了馮玉祥「西北王」的地位。接著他又跟著老長官一起倒戈蔣中正，並在北伐勝利後出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一職，顯見他的忠誠度獲得馮玉祥肯定。可惜中原大戰的爆發，逼著孫良誠必須在蔣中正與馮玉祥兩位長官之間選邊站。

一心想當太平省主席的孫良誠，並不贊同「西北王」馮玉祥與「山西王」閻錫山的反蔣聯盟，不過出於對老長官的忠誠，他還是硬著頭皮擔任反蔣聯軍第2方面軍第2路軍總指揮。結果反蔣聯軍慘遭背後有東北軍支持的中央軍擊敗，孫良誠也被迫將他山東省主席的職務，讓給另外一位倒戈投向蔣中正陣營的西北軍將領韓復榘。

孫良誠投效同盟軍，並被委任為騎兵挺進軍軍長，不過他很快發現同盟軍志其實不在抗日，而是要與日軍在察哈爾與熱河扶持的親日武裝勾結起來反抗中央政府。1933年7月12日，同盟軍從日軍委任的熱河游擊司令李守信手中奪下內蒙重鎮多倫的控制權，從而成為反蔣勢力口中宣傳的「抗日先鋒」。可事實上李守信是在經由與吉鴻昌談判達成共識後，主動把多倫讓給同盟軍的。

李守信答應撤出多倫的唯一條件，就是他的熱河游擊隊一個月後必須回到多倫好給關東軍交差，這一個月的時間可讓馮玉祥與吉鴻昌盡情宣傳同盟軍的「豐功偉業」。無論是南京中央政府還是侵華日軍都無法允許馮玉祥、吉鴻昌與李守信在自己的眼皮子下亂搞，乾脆聯手出兵討伐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孫良誠深知同盟軍無力抵擋中日兩軍的南北夾擊，簡單請個病假就離開部隊逃到張家口去了。

抗戰爆發後重新復出

後來孫良誠就一直隱居在天津，他與馮玉祥的關係也因為他拋下同盟軍臨陣脫逃的表現宣告破裂，似乎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了。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孫良誠在天津淪陷前逃往漢口，此刻的他在蔣中正眼中同樣是過氣軍閥，不可能得到重用。不過天無絕人之路，孫良誠的舊部趙雲祥將被日軍擊潰的29軍殘兵與地方民團、警察組織起來在河北展開了抗日游擊戰。

1939年，重慶國民政府成立冀察戰區，委任馮玉祥的鹿鍾麟為戰區司令長官，兼任河北省主席與中國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趙雲祥的河北民軍第2路軍改編為游擊第1縱隊，成為戰區長官司令部麾下的主要戰力之一。孫良誠在趙雲祥的推薦下為鹿鍾麟指派為河北省政府委員兼冀察戰區遊擊指揮官，又重新回到了部隊。

不過犬牙交錯的冀察戰區，距離大後方十分遙遠，獲得中央政府補給相當不易。除了日軍掃蕩外，還要面對8路軍的挑戰。許多遭到共軍與日軍夾擊，又不被重慶國民政府視為嫡系部隊的游擊領袖，都為了求生存而和共軍或者日軍展開接觸。與孫良誠同為冀察戰區副司令又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的石友三，就因為暗中與日軍勾結的關係，慘遭手下新8軍軍長高樹勛殺害。

高樹勛與石友三、孫良誠同為西北軍將領，卻暗中接受蔣中正指派殺掉石友三，這看在向來主張西北軍團結的孫良誠眼中十分不是滋味。為了安撫冀察戰區的西北軍將士，本來蔣中正要讓孫良誠接替石友三陸軍第69軍軍長的職務，讓孫良誠手下擁有真正的正規軍。不料蔣中正最後變卦，指派第69軍總參議畢澤宇出任軍長，讓孫良誠與中央政府的心結又多了一個。

幸運的是孫良誠還是有忠實的手下愛將趙雲祥支持，此外石友三的參謀長王清瀚也不滿高樹勛與畢澤宇，率領兩個團的兵力投效孫良誠。趙雲祥與王清瀚被認明為暫編第30師師長與新編第4旅旅長，大幅強化孫良誠的兵力。身兼第39集團軍副司令與魯西行署主任的孫良誠，隨後率領趙雲祥與王清瀚開往山東省與河南省交界的濮縣，成為一股令中央軍、日軍還有共軍都不可忽視的力量。

接受汪政權改編的原因

可孫良誠開往山東之後，仍遭受中央軍尤其是身兼蘇魯豫皖四省邊區黨政分會主任的第31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將軍打壓，雖然可以就地徵收糧食，但他手下部隊的武器彈藥取得卻日益困難。汪精衛政權透過西北軍的老關係向孫良誠招手，但是起初他還是畏懼「漢奸」大帽，對蔣中正在1941年12月9日追隨美英向軸心國宣戰的政策表達支持。

1942年2月3日，孫良誠在給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電報中傳達了他支持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信念，深信自由民主陣營會贏得最後勝利：「我國及英美各友邦為維護世界和平人類正義對日德義先後宣戰，電訊遙願舉國振奮世界反侵略各國集中力量共張討伐，軸心崩潰即在，目前除於明年元旦舉行慶祝擴大宣傳以加強抗戰信念外，謹代表魯西各界同致敬意並祝勝利。」

然而中央軍對西北軍的打壓並沒有結束，湯恩伯始終把孫良誠的部隊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希望加以收編。在蔣中正的支持下，他拔掉了孫良誠魯西行署主任的職務，改由另外一位西北軍出任的韓多峯接替其職務。接著日軍又為了確保華北戰略後方安全，於1942年3月發動魯西戰役，試圖將重慶勢力從山東驅逐出去。

面對湯恩伯與日軍毫不留強的打壓，孫良誠決定與趙雲祥、王清瀚兩位手下愛將商討出路，看是要加入中共8路軍還是接受汪精衛政權改編為和平建國軍。王清瀚與趙雲祥都認為此刻正值日本帝國聲望如日中天之際，大日本皇軍在東南亞威震四方，將英美殖民勢力連根拔起。仿佛自100年前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呼風喚雨的時代要結束了，「東風終於要壓倒西風」了。

考慮到孫良誠愛面子，絕對不敢率先與汪精衛政權聯絡當「漢奸」，王清瀚與趙雲祥乾脆越俎代庖，直接和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鮑文樾將軍聯繫，鮑文樾又委任孫良誠在西北軍的老長官，時任開封綏靖主任的劉郁芬展開和孫良誠的談判。孫良誠手下的武力大多是掌握在王清瀚與趙雲祥兩人手中，如果他們堅持想投降，基本上孫良誠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

和平建國軍第2方面軍司令

宣佈投效汪精衛政權的孫良誠部隊，於1942年4月21日獲得和平建國軍第2方面軍的番號，剛好正是他中原會戰時參加反蔣聯軍的部隊番號。孫良誠的叛變，基本上是受到了他兩個手下愛將綁架所導致，否則他很可能先死在趙雲祥和王清瀚手中，就如石友三死在高樹勛手中一樣。可盟軍在東南亞戰場上兵敗如山倒的表現，確實也是促成他放棄抗日的一大主因。

孫良誠在4月23日寫給汪精衛的信中，又做出了他兩個月前寫給林森時完全不一樣的論調，歌頌「大東亞聖戰」。他以極似《今日俄羅斯》（Russian Today）的口吻強調：「英美肆虐挑釁戰爭，梗阻和平使中日兄弟之邦相互尋仇永不可止，縱橫捭闔無所不用其極。彼唯圖鷸蚌相爭坐享漁人之利，陰險狠毒殆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短短兩個月時間，孫良誠就從「民主鬥士」轉化為「大亞洲主義」信徒，一如今天的俄羅斯政府一樣，把自己對烏克蘭的侵略怪罪到英美的「陰險狠毒」。回到那個強調有色人種團結起來對抗白種人的時代，這樣的陰謀論還是有不少中國人相信的。好比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在重慶就遇到有主張國民政府應該與日本而非美國結盟的中國人。

如果連生活在蔣中正統治下的西南大後方，都有主張與日本和解共同對抗英美的聲音，像孫良誠這樣不受蔣中正信任的雜牌軍將領更不覺得自己有必要被綁到美國與日本開戰的戰車上。太平洋戰爭看在孫良誠眼中，一如看在毛澤東眼中一樣是兩個霸權國家的戰爭，兩個國家都是對中國有野心的侵略者，不過是一場「狗咬狗的戰爭」。

對一個真正的中國軍人而言，該做的首先不是一腔熱血派軍隊到海外去替英美或者日本打仗，而是應該避免參加任何戰鬥，為中國保存戰後復興的國防實力。相信這是包括汪精衛在內，所有主和派的真實想法。既然中國不是太平洋戰爭的主角，最好的選擇就是等美國和日本自己打出一個勝利者，然後中國再選擇與勝利的一方結盟。

助日軍擊斃朱世勤

口號喊得是很漂亮，可是孫良誠真的執行起「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政策起來卻非常困難。汪精衛想推動「全面和平」政策，希望和平建國軍迴避與國軍作戰，可真的要達到這一個理想卻有許多困難。哪怕是在中央政府沒有什麼影響力的山東，也有許多國民黨系統的游擊領袖堅持，比如與孫良誠同樣在魯西南活動的第11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朱世勤就是一位。

土匪出身的朱世勤手下雖然只有一支名為7路軍的游擊武裝，卻與湯恩伯一樣看不起孫良誠，雙方早在孫良誠投效汪精衛前就已經結怨，甚至還時常彼此大打出手。與孫良誠不同的是，朱世勤背後有東北軍出身的山東省主席沈鴻烈將軍支持，每次與孫良誠爆發衝突後都能獲得沈鴻烈支持。到了1941年，第7路軍擴編為陸軍暫編第30師，讓朱世勤得以徹底翻身成為中華民國的陸軍將領。

只是沈鴻烈也因為與另外一位東北軍將領，主管山東軍事事務的魯蘇遊擊戰區總司令于學忠關係不佳，還因為暗中指派殺手刺殺於學忠失敗的關係，於1941年被迫辭去山東省政府的職務回到重慶，朱世勤頓時失去靠山。可是朱世勤的戰鬥力依舊強悍，還吸引了一位名叫大島一夫的日本兵起義來歸，成為日軍第12軍司令官土橋一次的重點打擊目標。

於是日軍在收編了孫良誠後，便立即動員3,000官兵在戰車掩護下進攻朱世勤部隊駐紮的潘莊，和平建國軍第2方面軍也出動500人助戰。戰鬥於1942年5月4日開打，朱世勤將軍英勇奮戰，無奈手下只有1,300人，根本打不過有日軍大炮還有戰車支援的孫良誠部隊。潘莊戰役時在暫編第30師服務，晚年定居宜蘭的魏君遠伯伯，就在突圍時親眼目睹朱世勤將軍為日軍裝甲車輾死的畫面。

對於像魏君遠伯伯而言，配合日軍進攻潘莊的孫良誠部隊當然是不折不扣的民族敗類。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朱世勤雖然被日軍擊殺，但是他手下大多數的官兵，包括魏君遠的老連長祁保德都投效了孫良誠，接受和平建國軍第2方面軍改編。魏伯伯強調，中央軍李仙洲部隊在1943年4月試圖重返山東，卻遭到日軍與共軍夾擊失敗，投奔汪政權是保存中國國民黨在山東實力的唯一希望。

搖擺在重慶與南京之間

日軍在中途島海戰與瓜達康納爾戰役的失敗，讓孫良誠認知到日本不可能打贏「大東亞戰爭」的事實。而李仙洲被驅逐出山東，又讓他知道自己的存在對重慶無比重要，因為隨著中共勢力在華北不斷壯大，蔣中正需要他們這些反共的和平軍維持地方秩序，才能讓中央軍的力量在戰後回到淪陷區。於是從1943年5月起，重慶又以張雪山為特派員與孫良誠重新取得聯繫。

為了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孫良誠向張雪山承諾和平建國軍第2方面軍「不打重慶隊伍」、「不要日籍顧問」、「不直接受命於日軍」。孫良誠還表示，吳化文與張嵐峰兩位同樣西北軍出身的和平建國軍將領也與他達成「團結一致，等待時機」的共識，要借助日軍的力量清剿共產黨，等待美軍登陸山東的時候再調轉槍口回到抗戰陣營來。

時任日本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就在回憶錄中強調這些和平建國軍將領雖然對蔣中正忠誠不足，對國家民族卻有足夠的體悟。因為他們絲毫不避諱自己有在同時接受南京與重慶軍餉的事實，還強調自己只配合日軍進攻中共根據地，絕對不與中央軍交火的原則。甚至在1944年3月日軍對重慶發動「一號作戰」前一個月，他們仍強調這樣的立場不變，給岡村留下深刻印象。

事實上給自己找後路的又豈止是孫良誠，後來當上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岡村寧次也不例外，雖然日本大本營的命令是要他不顧一切推翻重慶國民政府，不惜與中共合作都沒有問題。岡村寧次從一開始就反對日本侵略中國，此刻身為侵華日軍最高主官的他，考慮的是如何在日本戰敗的情況下讓自己100萬名屬下還有日本僑民全身而退。

於是岡村寧次透過孫良誠將許多情報傳達給重慶中央政府，包括延安與汪精衛政權談判「國共合作」，乃至於希望透過馮玉祥和蔣中正和談的願望等等。蔣中正不可能違背他對英美的承諾與日軍和談，但是孫良誠的存在不只為中國保存60,000餘人的兵力，還為岡村寧次在日本投降之際做出與同盟國合作的決定打下基礎，還是算有相當貢獻的。

難逃被中共收編的命運

儘管孫良誠在判斷中華民國戰後將成為世界四強的情況下，選擇回頭效忠蔣中正，但他的兩員愛將趙雲祥與王清瀚有不同的看法。他們都明白自己不是蔣中正的嫡系愛將，又有叛變投效敵偽的紀錄，戰後最好的命運就是把部隊交給中央軍淪為光棍司令。如果再糟糕一點的話，就是被扣上一頂「漢奸」帽子拖到刑場上槍斃。

所以當和平建國軍第2方面軍被調往蘇北以後，他們也趁孫良誠暗通重慶的同時與中共新4軍達成互不侵犯的協議，維持了地方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安寧。不過到了抗戰勝利之際，中共開始擴張地盤，於是對王清瀚與趙雲祥下達要他們立即加入共軍的最後通牒。在那關鍵的最後一刻，蔣中正任命孫良誠為新編第2路軍總司令，王清瀚與趙雲祥跟著一起加官晉爵，只好硬著頭皮與新4軍翻臉。

可王清瀚與趙雲祥終究是封建軍閥，根本無法抵抗新4軍的「人民戰爭」。新編第2路軍主力遭新4軍擊潰，趙清祥乾脆率領他的新邊第2路軍第1軍接受共軍改編，成為中共宣傳中所謂「華中戰區第一位起義將領」。孫良誠好不容易為戰後中國保存的60,000多國防力量，就這樣給中共接受過去，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華中野戰軍的主力。

孫良誠認為蔣中正根本是在借共產黨之手消滅一己，一氣之下就與王清瀚一起投奔桂系將領李品仙，組成第1保安縱隊，後來又擴編陸軍第107軍。1948年11月，徐蚌會戰爆發，西北軍出身的張克俠與何基灃陣前倒戈，導致蔣中正嫡系部隊第5軍和第18軍遭到全殲，邱清泉自殺殉國，黃維被俘，只有胡璉及時逃出，免去了被殺或者被羞辱的命運。

隨即孫良誠遭到王清瀚與潛伏在保密局的地下黨人周鎬綁架，被迫一起前往蚌埠遊說西北軍大將劉汝明投共。沒想到劉汝明對中央政府十分忠誠，將這件事情秘密報告給了蔣中正，於是孫良誠、王清瀚與周鎬都遭到逮捕。孫良誠為了保命，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了王清瀚和周鎬，導致兩人遭到槍決，他自己則在另外一位有西北軍背景的大老秦德純出面保護下得到了自新的機會。

猶豫不決是失敗的主因

與其他幾個在抗戰期間還有抗戰勝利後左右搖擺的和平軍將領相比，其實孫良誠和郝柏村的遠親郝鵬舉的命運十分相似，他們都不是沒有投共的考慮，但是卻因為缺乏到底誰會在最後入主中國的判斷力，在國共兩軍之間搖擺不定，最終被中共視為「牆頭草」。郝鵬舉兵敗被俘後直接處死，孫良誠則是在中共拿下上海後被捕入獄。

眾多搖擺在重慶、南京以及延安三方的和平軍將領中，最成功者當屬第3方面軍司令吳化文。吳化文也不是一條心跟著共產黨走，不過他判斷力顯然強過郝鵬舉與孫良誠，所以他在國軍強的時候跟國軍走，等看到局勢不對的時候又即時「起義」。最後吳化文得以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5軍「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靠著把打下南京總統府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將領。

孫良誠因為害死了王清瀚和周鎬兩位中共「烈士」，在獄中飽受羞辱，最終於1951年含恨而終。站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他都是十惡不赦的「漢奸」與倒戈將軍，不可能得到任何正面評價。可事實上「漢奸」不「漢奸」都不是孫良誠受兩岸否定的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他在國共之間立場搖擺又猶豫不決，淪為「兩邊不是人」的下場。

如果太平洋戰爭勝利的是日本帝國，恐怕就要換邱清泉、黃維、胡璉、朱世勤、湯恩伯與蔣中正淪為「漢奸」。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史觀下，他將不只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英雄，還會是配合皇軍「解放」黃種民族甚至於全球有色人種的「偉人」。歷史永遠都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撇開這些日本人高喊的虛偽理想，孫良誠也並非對中國毫無貢獻。

至少在孫良誠的防區裡，在日本尚未投降前那四年的時間，中日還有國共雙方都實現了難得的和平與穩定。今天台灣許多深藍人士，把維持兩岸和平看得比捍衛中華民國的尊嚴還要重要，又有什麼資格去批評與他們做出相同選擇的孫良誠是「漢奸」呢？或許在相當程度上，孫良誠遠比主張抗戰的蔣中正更能代表當時多數中國人的看法呢。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