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資本主義復辟成功，跨國企業把大學納為自家的下士官養成中心之後，別說中世紀的真爺們大學，就算威廉洪堡的近代大學，和不知所云的傅斯年大學，差不多都滅亡了。
上周末聚會聽來的故事：
場景在政大。學長帶著新生逛校園，來到蔣介石騎馬銅像前。
學長：「各位學弟妹，這位就是我們偉大的老校長 蔣公。」
學弟：「那，騎在蔣公身上的是誰？」
我們都知道蔣老兄在台灣流亡的時候，基本上是騎在所有活人活物身上的。威風煞氣，堪為所有流亡政權的表率。不過，「騎在蔣公身上的是誰？」並不只是笑話，而是一個非常傷害蔣公幼小心靈的大哉問。說傷害，因為確實真有騎在他身上、令他始終無法抗拒的強大力量。具象化地說，就是老毛嘴裡的「美帝」；抽象一點講，則是老馬宿敵資本主義。
上世紀八○年代末期，無論左右翼，世界所有獨裁政權都崩潰或面臨崩潰，窩在台灣的黨國也未曾例外。崩潰了的，大多進行轉型正義；像台灣這種由獨裁政權主導的民主轉型，則把轉型正義不斷往後挪，能挪多久就挪多久。
獨裁與民主只是資本主義兩忠犬
所以每當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出現了什麼倒退反動現象，我們自然而然地就懷疑：原因出在「黨國遺毒未清」導致「黨國復辟」。何況鄰居正是黨國孿生兄弟，而且還是世界獨裁政權的最後希望。因此這樣的懷疑很有道理。
可是一九八○年代的獨裁大崩潰，同時也激起了「美帝」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無比雄心。沒隔幾年，就掐死了凱因斯那種有限度的冷戰資本主義。從此，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民主轉型，與十九世紀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便二律背反地牽纏在一起。而且後者裹脅前者，宣示民主轉型的目的，並非因為與獨裁理念價值極不相容，而是因為被轉型的獨裁理念價值，妨礙了全球化資本的累積。
總有一天，當新的獨裁理念與價值，自我證明對於全球資本累積的貢獻度更勝民主理念價值之際，獨裁與民主的鴻溝，便將在一瞬之間為全球化資本主義「止揚」，而成為相輔相成的兩只忠犬。
「新五四」全球化資本主義復辟
結果，許多人真心覺得，民主時代似乎並不比那些「古老而美好的奴才時代」舒服──除了嘴賤無罪，日子似乎更難過。這些人不見得都是「黨國遺孽」或幫兇，還有更多痛恨獨裁者迫人為奴的正常人。他們隱隱發覺，或者根本明顯被迫，去正視一個現象：無論黨國遺孽或者民主新貴，日子都過得愈來愈好，與大多數人日子愈來愈難過，恰成正比。如果追究原因何在？
一百年來被嚴禁左翼思考的台灣人，又比較習慣懷疑二十世紀的黨國文化復辟，而不習慣去懷疑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復辟。就算有聰明人懷疑，也大多止於知性上的懷疑，很少以實際行動抵抗。所以日子愈難過，原本應該出現的社會抵抗卻愈來愈萎縮。
大部分我們看到元氣十足的「抵抗」、「公民不服從」，都是由過最好日子的最好命人主導發動，由過次好日子的次好命人踴躍參加。真正歹命的大多數，則「月月水火木金金」，一周七天無休息，甚至失去了獨裁時代久久一次出來「怒吼」的時間與氣力。他們只能不可思議地望著好命人篡奪他們熟悉的民主修辭，並且一再侮辱這些曾經高貴的修辭。
台灣大學「還我管爺新五四運動」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從上個世紀末全球化資本主義復辟成功，跨國企業把大學納為自家的下士官養成中心之後，別說中世紀的真爺們大學，就算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近代大學，和不知所云的傅斯年大學，差不多都滅亡了。
大學開始毫無羞恥的以盈虧邏輯，進行由上而下的企業化營運。關閉學生較少的／不賺錢的系所，賺錢的系所則被賦予絕大的權限。授課方式綜藝娛樂化、放棄啟蒙社會的批判功能。教育部／科技部之流的「高教管理」，除了拚命迎合企業，更強化對大學與大學教授的管理──最厲害的殺手鐧，正是透過瑣碎無止境的大學評鑑制度，與「還沒開始研究，已經寫出研究成果」的研究補助計畫作文比賽，讓絕大多數的大學教師疲於奔命。
管爺就勉為其難，上任吧
除了企業青睞的少數幹部級老師可稱教授或獨董，其他的根本窮忙──助理窮忙、副窮忙、正窮忙。（唔，偶而甚至也有特聘窮忙、講座窮忙、合聘窮忙。有些系所硬是愛面子）。至於對付學生呢？千言萬語一句話：「國際化＝全英語實用教育」。如果是不爭氣的蠢材也無妨，我們也有全人教育，教你「感恩的心（上司與顧客永遠是對的）」、「自我發現（出家也能企業化）」。真的不行，還有「建教合作（奴隸制）」。
怪不得有個日本教授因此諷刺：現在大學教的，已經不是「新博雅教育」（new liberal arts）而是「新自由主義的技藝」（neoliberal arts）。反正台大師生幾十年來都沒怎麼抵抗，甚至還領頭羊地教授“neoliberal arts”了，管爺就勉為其難，上任吧。
＊作者為輔大教授。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628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