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的「死亡之書」，或著說我們撐過了胰臟癌的劫難而倖存的歷程紀錄；我們與死亡貼身而過的劫數，我稱之為「死記」，這部分請讀文翊書寫的《有情世界渡死劫》。沒有這個「死劫」，文翊會不會寫下這些回憶文章？固然難說，可以確定的是，沒有文翊的回憶錄，不會逼出我的《是「死記」也是「史記」》。
我／我們的「死記」是追索過去種種的經歷，發現我們的際遇繞不過時代的碰撞，戒嚴時代的媒體人—尤其崢嶸有角的—難避矢石刀斧；我們在媒體的曲折生涯非得擺在戒嚴體制史中才能找出原委，所以「死記」勢必要穿透台灣的「史記」， 才能撥開雲霧，看到權力運作的深層結構。台灣固然走向民主化，但到現在還掙不開國共內戰的泥淖，台灣的歷史處境是前所未有的國際特例；我們的回憶錄至少可以提供一些線索。
法國戴高樂時代的文化部長馬爾侯（Georges André Malraux） 把他的回憶錄題為《反回憶錄》（Antimémoires），強調「回應了回憶錄所不回憶的問題，而不回應那些回憶錄所論及的問題」；他對自己的生平完全不感興趣，他說，「傳主」一點也不重要， 在「所謂人生這個沒有出路的旅館裡」，個人種種經歷無關宏旨，除非所作所為「上升到歷史的高度」。馬爾侯是時代性指標的代表作家，在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1927年得龔固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出任首任文化部長之前，他的經歷宛如一頁傳奇，到底是虛是實？也引發紛紛議論；不要忘記他是小說家。
他的回憶錄不着重自己一生的遭遇，他代表總統戴高樂與各國官方及民間人士對話，透過訪問之旅，以文學的筆調深入人類幽微的滄桑，寄託他對古老文明之印度及東方文明之日本、中國的玄思，是他文化觀察的世界視野的展現。尤其詳記與戴高樂、尼赫魯、毛澤東等的訪談，他不是照本宣科紀錄當下點點滴滴的言談，他以「在場」現身，將被訪者置放在歷史長河， 用一問一答織就出訪問對象生平的關鍵歷史之網。馬爾侯不是新聞記者，是文學家，不像義大利記者法拉奇（Orlana Fallaci）拿著錄音機逼問權力在握的「那些決定我們命運的雜種」之底蘊， 她把訪問當成「遊移於歷史和新聞的文件」，她說接受她的訪問就形同接受歷史的訪問。馬爾侯不同，他是文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藝術家，他的訪談固然囿於短短的有限時間，但他揭示訪談對象的政治理念之曲折與成就，當然不可能只靠對話達陣，那是他長期的觀察與思考的心得。舉一個例。中國學者指出馬爾侯與毛澤東的交談只有區區30分鐘，泛泛交換了一些外交辭令，馬爾侯的回憶錄中藉這場短短時間的談話，勾勒了中國紅軍革命成功的所有關鍵進展。他雖然「虛構」了與毛對話的實質內容，落落長文到底合不合史實，那是史學家的問題，不是他的。如果說法拉奇在建構「歷史與新聞」，那麼馬爾侯則是用「歷史與文學」建構他的回憶錄。我的書則是另一視角，從「個人」透視貼身而過「歷史」，希望能部分解構從戒嚴到解嚴到民主的政治關節。陳寅恪有「自傳」殘篇遺世，自序中說：「因就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以來之政局與寒家先世直接或間接有關者，證諸史料，參以平生耳目見聞，以闡明之。……」結尾說：「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識十年興廢盛衰之關鍵，今日述之，可謂家史而兼信史歟？」我的書寫方式與他暗合，也算有典故了。
我在《是「死記」也是「史記」》的書寫過程中，並沒有受馬爾侯《反回憶錄》的影響，臨到寫〈前言〉時，才想到馬爾侯的回憶錄，才覺得我有與他一樣的進路，都屬另類，而且我不能說自己站在「歷史的高度」，但我們確實是經受那歷史的擦邊球；「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是我書寫思惟的充分寫照。不過，個人傳記總脫不開歷史。我的「死記」或「史記」沒有虛構的成分，也不像法拉奇那樣是以訪問當歷史紀錄。我學歷史出身，在媒體工作幾乎一輩子，又寫政治評論，我是用我掌握的書信、資料、長期觀察與經驗，鋪陳70年代到2000年之後的台灣大歷史，把「個人」當成解開「戒嚴史」的鑰匙，或者說，透過我們自己的經歷看戒嚴到解嚴體制的運作；「個人」也就不是孤單的獨立事件。我重視任何個人的回憶錄， 一本一本回憶錄才能構成歷史記憶，這本書自也受惠於回憶《中時》的諸多文章。
回頭看到那張政治大網無邊無際的籠罩在每個機構、每個人，尤其媒體與媒體人完全逃不出戒嚴體制的手掌，我把我的「死記」放入台灣的「史記」中，唯一對抗武器就是自我選擇， 所謂「自我選擇」是不是擺脫了「命運」的安排？難說。我1982年放棄美國生活接受余紀忠的邀約，那是生涯中大的選擇，86年決定辦《當代》，同樣是勇氣的抉擇，這兩個決斷， 事後來看，都算OK。美洲《中時》1984年關閉，83年我不接受新職返台，後來如何發展？不能逆料。回台後巴著《中國時報》不走？最終是dead end。《時報》即使不賣給「旺中」— 法院認證的「紅媒」，（見《中國時報》控告羅文嘉案）以余紀忠抗拒本土化潮流的心態，（詳見下）勢必逐漸會淪為「中國」的尾巴報，這是有跡可尋的；有格調的媒體工作者不可能自甘下流，誠如《紐約時報》主筆William Safire所說 “Why take a step down?”。從駐美、「回台」到創辦《當代》，是我們人生的關鍵轉捩點。馬基雅維利在《君王論》中多次提到很多機運之於成敗的重要性，但更強調「自由意志」是重中之重：「命運主宰了我們一半的行動，另一半—或者不到一半—則留給我們自己做主。」天賦分配與社會偶然條件本來就無公義可說；我們自己能做主的就在選擇，在懷疑論看來，人生就活在命運與選擇之間；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感慨表示：「我認為所有的選擇都是痛苦的。」得了絕症，命運主宰一切，有時連選擇權也被剝除， 如此而已。
與《胰臟癌探戈》同時再版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兩書其實可看成政治光譜的連續體。《面對獨裁》雖然主角是胡適與殷海光的3次諍論，但幾乎涵蓋台灣50到60年的政局，《是「死記」也是「史記」》則透過我們的的媒體生涯鏤刻蔣家政權對媒體控制下的烙印，尤其70年代到台灣民主化之間蔣家特務體系的政治操作。從我接編「人間」到創辦《當代》，在文化上開出一片新土同時也反映了另一種景緻。或許本書還有一個私願，《當代》已有人研究，我們3年的副刊耕耘，不容副刊史或雜誌史的刻意留白或扭曲，那些有意「取消」我們在媒體上取得成績的，正是我們書寫這兩本書的另一動力。這本回憶錄留下「印記」，也是我們的「史記」。
最後補充一下，這本《是「死記」也是「史記」》嚴守「臨文不諱」的書寫原則，無論親疏長幼，全不加尊稱。其次，本書不是學術著作，所引文章、書目沒有特別註明出處，但都有文獻可徵。特此奉告。
＊作者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副總編輯，《當代》總編輯；現任凱達格蘭學校校長；張文翊曾仼中國時報副刊編輯，當代雜誌發行人兼編輯。本文選自2人合著之《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