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復國之後，上台執政者多數與原本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沒有直接的關係或淵源，主要領導人還是以蘇聯時期培養的精英為主。他們很自然地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手中傳承了過去蘇聯時代與中共的關係，靠輸出前蘇聯時代的軍火賺取外匯。後來21世紀在烏克蘭崛起的新右翼，雖然以班德拉的歷史為榮，卻同樣沒有繼承老烏克蘭右翼和中華民國的關係。
這是為什麼直到今天為止，台北與烏克蘭都沒有互設辦事處的原因，烏克蘭新右派即便是反對中共者，也是到香港去聲援反送中，根本沒有來到過台灣。事實上，就算烏克蘭在蘇聯解體後由班德拉份子掌權，與中共建交的機率還是比同台灣交往的機會大上許多。無論是哪個時代，國家利益都高於一切，這點可從史特茨柯1971年關閉「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駐台北辦事處看出。
由反俄轉向親俄的台灣深藍
這篇文章並非筆者第一次討論國民黨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合作，因為這個問題我也曾經在2020年投稿給風傳媒的文章《烏克蘭會挺台灣嗎？兼談中俄烏的三角關係》中討論過。只是因為當時筆者尚未閱讀《蘇俄在中國》，所以關於蔣中正是「反共」還是「反俄」優先，筆者做出了錯誤的判斷，要在這裡做一些修正。
要說「反共」，如果是指中共的話，那麼當然對蔣中正而言是絕對不共戴天的仇人。如果非要在蘇聯和中共之間做二選一的抉擇，恐怕蔣中正還真的可能會希望蘇聯戰勝中共。然而如果是把大斯拉夫主義與原始的共產主義放在一起，恐怕蔣中正對前者的防範會高於後者，就如同他在《蘇俄在中國》的論點，共產主義是結合了沙皇專制主義與大斯拉夫主義以後才變得恐怖。
所以即便面對的是蘇聯解體後，由普丁領導的俄羅斯聯邦，相信蔣中正的防範之心絲毫不會減低。普丁或許無法恢復蘇聯，也不是21世紀的沙皇，但他卻絕對是不折不扣的大斯拉夫主義者。只要俄羅斯的領袖仍對大斯拉夫主義深信不疑，蔣中正就仍會將俄羅斯視為最大的外部敵人看待。至於最大的內部敵人又是誰？毫無疑問永遠是中國共產黨。
不過國民黨的抗俄立場伴隨著蔣經國的去世，也出現了大幅度的緩和，老一輩與戰後世代的摩擦亦上了檯面。1988年連戰出任外交部長，向尚未解體的蘇聯派出貿易代表團，遭到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前外交部長沈昌煥抗議。他手持《蘇俄在中國》一書，痛斥連戰背叛了蔣中正的遺志，結果被試圖突破對蘇關係的李登輝解除了秘書長職務。
換言之，反對推動對俄交流的保守派為蔣中正的愛將，真正突破對俄關係的反倒是本土派李登輝。其他戰後出身的外省中生代，也認為《蘇俄在中國》的內容脫離現實或者跟不上時代，不再以這本書為推動對蘇或者對俄關係的參考。今日的深藍支持者，則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阻礙是美國而非俄國，自然更是唾棄蔣中正對蘇聯或者俄國的立場，全面擁抱普丁。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