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現在看似有緩解的跡象，筆者對此備感欣慰，希望這場悲劇能夠盡早結束。有趣的是，在這場世界第一大國與歐洲第二大國的戰爭中，即便國民黨的領導階層通通支持烏克蘭，但是深藍的名嘴、意見領袖以及廣大的支持者卻狂熱的支持俄羅斯，而且聲援普丁（Vladimir Putin）的程度恐怕就連《今日俄羅斯》（Russian Today）都自嘆不如。
可這些聲援俄羅斯最大力的深藍意見領袖，又大多數以兩蔣父子精神的追隨者自居，不過如果他們的態度被蔣中正知道的話，在當年恐怕不是被送到綠島就是送到馬場町。普丁以「去納粹化」為理由，對由猶太人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擔任總統的烏克蘭開戰，確實是一件讓人啼笑皆非的爛理由。
不過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許多在前線與蘇聯紅軍交戰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確實不是參加過納粹武裝親衛隊，就是曾經和德國有過合作。而這些沒有在二戰或者接下來蘇聯整肅中死亡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後來都流亡海外，成為中華民國推行反共抗俄政策的好夥伴。相對於澤倫斯基這些「假納粹」，烏克蘭的「真納粹」在冷戰時代成為了蔣中正的座上賓。
是哪些烏克蘭的「真納粹」成為蔣中正的座上賓？蔣中正與他們合作的動機是什麼？只是為了反共抗俄？還是因為他真的認同希特勒的主張？烏克蘭「新納粹」們與蔣中正合作的動機又是什麼？他們對中華民國的反共抗俄政策又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這影響又如何影響了戰後台灣的外交和政局發展？想瞭解上述這些問題的答案，就讓筆者透過這篇文章告訴你。
抗俄多於反蘇的蔣中正
蔣中正為什麼要與烏克蘭的「納粹」合作？這首先要從他對俄羅斯這個國家的觀感談起，因為蔣中正反的從來就不只是蘇聯這個正體，而是俄羅斯這整個國家。關於這一點，不只可以從蔣中正有反共抗「俄」政策，卻沒有反共抗「蘇」政策得到應證。事實上早在蘇聯成立前10年的1912年，蔣中正就已經有聯合世界各國共同包圍，進而瓦解俄羅斯帝國的主張。
從蔣中正1957年出版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來看，他甚至認為共產主義之所以會發展成中華民族，甚至於全球愛好和平之民族的大敵，正是因為該主義傳到俄國之後滲入了沙皇專制主義與大斯拉夫主義。他甚至指出：「倘如馬克思和恩格斯今日能目睹其蘇俄和中共所謂蘇維埃制度的殘暴行為，亦必將大為驚詫。」
另外蔣中正還於《蘇俄在中國》中強調，聯俄容共時代對待中國國民黨友善的蘇聯人，大多數猶太人而非俄羅斯人，從這點來看他對俄羅斯民族確實存有種族上的偏見。他認為俄國人在大斯拉夫民族主義驅使下，崇尚於對外擴張以掠奪土地，沒有能力靠自己的能力建立民主國家。俄國人唯一能自我救贖的方法，就是等外國向蘇聯發起討伐時陣前起義。
然而蔣中正本身並不是納粹主義的信徒，沒有偏激到主張把俄國人通通滅族，只是認為俄國人需要接受民主國家「託管」一段時間，才有能力成為讓歐洲還有亞洲鄰國安心的國家。相反的是，他在1950年嚴厲批判了希特勒的種族政策，指出烏克蘭人與高加索人曾歡迎過德軍，沒想到德軍居然對烏克蘭人和高加索人任意屠殺，迫使他們團結在蘇聯領導下擊敗德國。
顯見他之所以不贊同納粹，完全是在於希特勒狹隘的種族政策，激發了俄國人的民族主義為史達林（Joseph Stalin）所用，就如同日本侵華導致中華民族主義為中共所用一樣。否則的話，蘇聯早在1941年就垮台，也不會有後來大陸的淪陷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不過蔣中正固然是反納粹，卻還是認可烏克蘭人有追求脫離蘇聯和俄羅斯獨立的民族自決權。
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激進化
今天的烏克蘭雖然是歐洲最大的國家，但是其現有疆域在20世紀之初分別為奧匈帝國與俄羅斯帝國所統治，屬於奧匈帝國的西烏克蘭受西歐日耳曼文化較深，屬於俄羅斯帝國的東烏克蘭則沐浴在斯拉夫文明之下，為今日東西烏克蘭的族群衝突埋下伏筆。不過回到「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爆發時的1917年，無論是東西兩地的烏克蘭人都渴望國家能夠邁向獨立。
利用蘇聯垮台的機會，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揭竿而起，成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此為烏克蘭歷史上第一個出現的民族國家，但是卻隨即成為彼此相互對立的「白俄」以及「赤俄」之共同敵人。「白俄」從維護俄羅斯固有疆域的立場反對烏克蘭獨立，自然非要消滅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不可。
至於「赤俄」則要把無產階級革命推行到底，更是不可能讓烏克蘭以獨立民族國家的身份存在於世上。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持續與「白俄」、「赤俄」兩面作戰，直到1920年才為列寧（Vladimir Lenin）扶持的烏克蘭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所取代。1921年3月18日簽署的《里加和約》（Peace of Riga），將利維夫（Lviv）以西的烏克蘭土地劃入波蘭，以東的土地則納入蘇維埃烏克蘭。
烏克蘭再度遭到瓜分，彼得留拉也在1926年5月26於巴黎遭到暗殺，殺死他的殺手據說是NKVD，即蘇聯內務部人民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所派，不過烏克蘭民族主義卻沒有因此被撲滅。於是在奧匈帝國軍人出身的科諾瓦列特（Yevhen Konovalets）的號召下，又有1929年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的誕生。
科諾瓦列特過去曾經有領導烏克蘭武裝團體同時對抗蘇俄、波蘭、羅馬尼亞與捷克斯洛伐克的經驗，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中具有足夠的威望。所以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在他的領導下，還能維持一定的向心力。直到1938年，內務部人民委員會成功刺殺科諾瓦列特，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又分裂為梅爾尼克（Andrii Melnyk ）領導的溫和派與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激進派。
班德拉與史特茨柯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尤其是德軍向蘇聯發起進攻之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趁機崛起。班德拉領導的激進派，很快就壓過了梅爾尼克的溫和派成為烏克蘭民族主義的主流，他甚至還派出殺手暗殺許多梅爾尼克的部下，迫使原本溫和派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倒向激進派。不過班德拉剷除異己的激進手段，卻引起了蓋世太保（Gestapo）的注意。
考量到如果繼續放任班德拉，可能會讓納粹德國失去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控制，蓋世太保出手逮補了班德拉和他的副手史特茨柯（Yaroslav Stetsko），將兩人軟禁在柏林。倆人的政治犯生涯，直到德國戰敗前一年的1944年4月才結束，原來德軍需要班德拉與史特茨柯回到烏克蘭，領導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團體的武裝力量烏克蘭起義軍（Ukrainian Insurgent Army）配合德軍作戰。
不過一切都已經太遲，盟軍此刻進入全面反攻狀態，且多數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也因為早期遭受德軍無差別屠殺而倒向蘇聯。起初德國空軍會為烏克蘭起義軍空投武器，但他們很快就發現烏克蘭起義軍在班德拉與史特茨柯領導下，居然掉轉槍口攻擊德軍。除了與德軍、蘇軍交火外，烏克蘭起義軍還同時和盟軍承認的波蘭家鄉軍（Polish Home Army）交鋒，使烏克蘭陷入巨大的混戰。
與德軍、蘇軍交火的原因是為了爭取烏克蘭的獨立，和波蘭家鄉軍交火則是為了確保被波蘭瓜分去的土地能在戰後回歸烏克蘭。由於波蘭受到英國還有美國的保護，烏克蘭起義軍的行動讓班德拉也得罪了英美盟國。班德拉和史特茨柯同時也是激進的反猶太主義者，他們在三面交戰的同時還不分男女老幼屠殺了大量的猶太平民，從而為蘇聯及英美同時視為納粹的「偽軍」看待。
如此爹不疼，娘不愛，最後的結果是烏克蘭起義軍在德國失敗後逐漸為蘇聯紅軍所擊潰。不過班德拉與史特茨柯都逃出了蘇聯紅軍的包圍圈，並得到英國軍情6處（MI6）的庇護，重新建立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一個名為「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Anti-Bolshevik Bloc of Nations）的組織，在班德拉和史特茨柯帶領下於1946年成立，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蘇聯的鬥爭延續下去。
班德拉份子與中國國民黨的合流
那麼班德拉與他的副手，又是怎麼與遠在天邊的中國國民黨，還有蔣中正父子合流的？「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並不只是由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成，而是背後有西班牙法西斯領袖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支持，且吸收了大量克羅埃西亞烏斯塔沙（Ustaše）、匈牙利箭十子黨（Arrow Cross Party）以及斯洛伐克人民黨（Slovak People's Party）等東歐流亡納粹主義者的加入。
蔣中正並不認同希特勒的瘋狂主張，卻願意從「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角度出發，與昔日的納粹份子合作反共抗俄。畢竟就連曾經侵略過中國的舊日本軍人，都能被蔣中正聘用到台灣組成「白團」了，這些在歐洲作威作福的右翼人士與中國人更是毫無仇恨可言。而且烏克蘭、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波羅的海三小國右翼人士不過只是「偽軍」，還稱不上正牌的納粹德軍。
1954年6月15日，蔣中正以韓戰歸來的14,000名反共義士為基礎，同南韓還有菲律賓共同成立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在蔣中正的立場來看，共產主義是全人類而不只是亞洲人民的威脅，所以光是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已不足以滿足他反共抗俄的決心。更何況他對大斯拉夫主義的厭惡，實質上超越了共產主義，所以他希望亞洲與歐洲的反共力量能結為一線。
「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的存在，正符合蔣中正將歐亞反共抗俄勢力結合到一起的需求，而「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名義上雖然是東歐各流亡國家組成的跨國右翼團體，可實際上還是由烏克蘭人在背後扮演關鍵要角。如果蔣中正想要把以台北為核心的反共力量投射到歐洲，他就必須要得到班德拉的支持。於是從1955年開始，班德拉的副手史特茨柯就成為了台北總統府的座上客。
烏克蘭納粹在台北設辦事處
後來班德拉一如彼得留拉與科諾瓦列特，在1959年遭到蘇聯特工殺害，於是史特茨柯便名正言順成了「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的領袖。他對中華民國的熱情不減反增，直接在台北設立了「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辦事處。許多1945年逃亡拉丁美洲的納粹份子，也靠著「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駐台北辦事處與台灣建立了聯繫，讓中華民國的勢力能夠更深入中南美洲。
這些來自德國或者其他歐洲國家的右翼份子，從50年代起大量的為包括巴拉圭、瓜地馬拉與尼加拉瓜在內的拉美右翼政權延攬，成為連結亞洲、歐洲以及拉丁美洲反共勢力的橋樑。以這些橋樑為基礎，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得以在1966年擴編為名符其實的世界反共聯盟，簡稱為「世盟」。史特茨柯幾乎年年來台灣開會，還造訪過復興崗的政工幹部學校。
或許正是透過史特茨柯的關係，國防部1971年在政工幹部學校設置「遠朋班」，專門為拉丁美洲還有中東反共友邦培訓軍官。換言之，靠著班德拉副手的協助，中華民國得以深化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軍事交流關係，甚至還訓練出包括巴拿馬總統諾瑞加（Manuel Noriega）在內的國家元首。不過隨著美國調整對大陸的政策，史特茨柯對台灣的態度也開始有了改變。
多數的北約國家，從50年代起就主張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西方國家應該聯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牽制蘇聯。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們，肯定也是以反蘇聯而非反中共為優先，因為跟他們有仇的是莫斯科而非北京。只是因為美國不願意承認中共，堅決以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史特茨柯才不得不以台北為活動據點。
可是進入1971年以後，隨著中共與蘇聯走上對立面，還有美國承認中共越來越可能成為現實，史特茨柯調整了原先支持蔣中正的立場，關掉「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駐台北辦事處。雖然沒有退出「世盟」，可中華民國對歐洲右派的影響在進入70年代後逐漸削弱，就連西班牙的佛朗哥也搶在死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台北與班德拉份子的合作也就此畫下了句點。
「世盟」介入尼加拉瓜內戰
不過因為「世盟」仍舊存在，而且依靠史特茨柯建立起來，以台北為據點的全球反共網路還在運作，又給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介入的機會。1979年尼加拉瓜爆發上演左派革命，美軍傘兵出身的戰爭英雄辛格勞（John Singlaub）將軍出任「世盟」美國分會的創會會長，將海峽兩岸、歐洲與拉美的反共勢力結合起來對付奧蒂嘉（Daniel Ortega）。
沒有錯，改革開放初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鄧小平帶領下，也參加了這場雷根（Ronald Reagan）指揮的反共聖戰。此舉也讓奧蒂嘉對「背叛革命」的中共心生排斥，轉而與主張台獨得民進黨維持良好關係，一直到去年年底才基於國際現實和中共建交。靠著「世盟」的關係，美國居然讓桑定陣線（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與中共關係破裂長達40年之久。
伴隨著蔣氏父子在1975與1988，史特茨柯在1986年的去世，這段中國國民黨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合作的歷史已經為國人所忘記。就算去問包括澤倫斯基總統在內的絕大多數烏克蘭人，恐怕也根本不知道有過這段歷史。不過從各方面來看，雙方的合作給台灣的軍事外交帶來了十分深遠的影響，這個影響直到巴拉圭、貝里斯、瓜地馬拉以及宏都拉斯和中華民國斷交前恐怕都不會結束。
烏克蘭復國之後，上台執政者多數與原本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沒有直接的關係或淵源，主要領導人還是以蘇聯時期培養的精英為主。他們很自然地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手中傳承了過去蘇聯時代與中共的關係，靠輸出前蘇聯時代的軍火賺取外匯。後來21世紀在烏克蘭崛起的新右翼，雖然以班德拉的歷史為榮，卻同樣沒有繼承老烏克蘭右翼和中華民國的關係。
這是為什麼直到今天為止，台北與烏克蘭都沒有互設辦事處的原因，烏克蘭新右派即便是反對中共者，也是到香港去聲援反送中，根本沒有來到過台灣。事實上，就算烏克蘭在蘇聯解體後由班德拉份子掌權，與中共建交的機率還是比同台灣交往的機會大上許多。無論是哪個時代，國家利益都高於一切，這點可從史特茨柯1971年關閉「反布爾什維克民族集團」駐台北辦事處看出。
由反俄轉向親俄的台灣深藍
這篇文章並非筆者第一次討論國民黨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合作，因為這個問題我也曾經在2020年投稿給風傳媒的文章《烏克蘭會挺台灣嗎？兼談中俄烏的三角關係》中討論過。只是因為當時筆者尚未閱讀《蘇俄在中國》，所以關於蔣中正是「反共」還是「反俄」優先，筆者做出了錯誤的判斷，要在這裡做一些修正。
要說「反共」，如果是指中共的話，那麼當然對蔣中正而言是絕對不共戴天的仇人。如果非要在蘇聯和中共之間做二選一的抉擇，恐怕蔣中正還真的可能會希望蘇聯戰勝中共。然而如果是把大斯拉夫主義與原始的共產主義放在一起，恐怕蔣中正對前者的防範會高於後者，就如同他在《蘇俄在中國》的論點，共產主義是結合了沙皇專制主義與大斯拉夫主義以後才變得恐怖。
所以即便面對的是蘇聯解體後，由普丁領導的俄羅斯聯邦，相信蔣中正的防範之心絲毫不會減低。普丁或許無法恢復蘇聯，也不是21世紀的沙皇，但他卻絕對是不折不扣的大斯拉夫主義者。只要俄羅斯的領袖仍對大斯拉夫主義深信不疑，蔣中正就仍會將俄羅斯視為最大的外部敵人看待。至於最大的內部敵人又是誰？毫無疑問永遠是中國共產黨。
不過國民黨的抗俄立場伴隨著蔣經國的去世，也出現了大幅度的緩和，老一輩與戰後世代的摩擦亦上了檯面。1988年連戰出任外交部長，向尚未解體的蘇聯派出貿易代表團，遭到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前外交部長沈昌煥抗議。他手持《蘇俄在中國》一書，痛斥連戰背叛了蔣中正的遺志，結果被試圖突破對蘇關係的李登輝解除了秘書長職務。
換言之，反對推動對俄交流的保守派為蔣中正的愛將，真正突破對俄關係的反倒是本土派李登輝。其他戰後出身的外省中生代，也認為《蘇俄在中國》的內容脫離現實或者跟不上時代，不再以這本書為推動對蘇或者對俄關係的參考。今日的深藍支持者，則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阻礙是美國而非俄國，自然更是唾棄蔣中正對蘇聯或者俄國的立場，全面擁抱普丁。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