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是當初你們出國去侵略別人的國家，我們現在會遭受到戰敗亡國的慘禍嗎？」這成為戰後本土國民理直氣壯歧視引揚者歸國，並且拒絕他們再社會化的充分藉口。
日本社會如何看到前拓殖者作為侵略者工具的一面，導致這些引揚者後來發生了許多重返日本本土社會生活時的阻礙痛苦，甚至是人倫悲劇，十分令人心酸。但這卻也至少代表著日本作為發動二戰侵略鄰國的軸心國之一，戰後社會的主流意見，對引發戰爭的責任者所進行的追究，相較於另一個戰爭元兇德國雖然要輕很多，卻也並非毫無任何反思。
相對於日本社會在如何殘酷對待參與帝國時期海外擴張者，當他們戰後亡命回國時所引發的強烈內部張力，有趣的現象則發生在帝國的前殖民地台灣。筆者讀完了「終戰那一天」以後，沒有發現其中有紀錄到任何台灣人做為帝國臣民的一員，而進入大東亞戰爭的軍部體制內成為戰爭參予者，當時對於自己作為大日本帝國戰爭機器的一分子有過任何道德上的質疑，戰後也沒有對此有任何幫凶意義上的反思。筆者在新書發表會後當面就教於蘇碩斌教授，蘇老師的回答也認為如此，被訪談者極少表達他們對這場戰爭的相牽連責任與反省。在戰爭世代的訪談生命經驗中，即使有人戰後被以戰犯罪名受審，仍然找不到有隨皇軍征伐的台灣人衷心認為，自己應該為大日本帝國發動與進行戰爭的罪行負責，但這罪行卻是罄竹難書的。
大日本帝國在侵略戰爭過程中對被占領區的平民與俘虜，向來是充滿各種極度殘忍暴行，這並非只是發生在南京大屠殺或滿州的731部隊。在珍珠港事變後日軍對東南亞各地侵略的過程中，對平民與俘虜所犯下極端殘酷的大屠殺等級戰爭罪行，目前廣為世人所知的，就至少有巴丹死亡行軍、新加坡-馬來亞大屠殺與馬尼拉大屠殺。
當然很多台籍的當年隨皇軍征戰的人員會認為，他們在大東亞戰爭中只是被迫與奉命行事。可是假如按照漢娜鄂蘭檢討納粹的理論，有所謂的「邪惡平庸」的看法。那麼用於在戰時服役於日軍的台灣人，從屬於日軍的戰爭機器，因為參加大東亞戰爭而獲得好處。於是他們為侵略東南亞的日軍提供協助與便利，因此在談論他們應該為這幾場發生在東南亞大屠殺的連帶責任上，並不應該徹底被遺忘，而必須有所追究。但從來沒有台灣人從這個角度去思考，歷史上為日本帝國戰爭機器服務的台籍人員，所應該承受的戰爭責任與道義反思。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事實上都因為戰後立即被認為是戰勝國中華民國的國民，再也不需要承受這份後來對軸心國一方-德國乃至於是參與海外侵略的日本人，都必須至少在道義上在戰後要承受的戰爭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