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這裡或許各位讀者都應該獲得一個結論，台灣在二戰中作為軸心國的一員，是一個在歷史現象的解釋上，可以逸脫於漢娜鄂蘭檢討戰爭罪行時，所謂的「邪惡平庸」奉命行事之理論的神奇寶地。但如果看轉型正義最近這兩年強力發聲的看法，又可以發現明顯不是這樣。
在台灣現在有許多人強烈主張台灣人不但在戰後不是中國人，而是仍舊為一批身分極特殊，也不需要承擔日本帝國戰爭責任的日本人。而且反而是二戰後幫助大多數台灣協助軸心國一方進行戰爭相關人員，因為立即成為戰勝國國民，而就此脫免戰爭責任的中華民國，現在倒還必須承擔其長期迫害台灣人的責任。
在當代的台灣，真以為漢娜鄂蘭的思想過門而不入的話，你就大錯特錯了。
新一個檢討公務員服從國家下令所犯下罪行時，所謂的「邪惡平庸」政治理論的範本，是針對在1989年當警察時服從命令，負責抓捕鄭南榕時的侯友宜。這個說法也獲得現在行政院長賴清德的認可，因此成為官方背書的結論。
在這裡姑且不談1989年當時在斗室內儲存大量易燃物與汽油的鄭南榕，在表達政治訴求的過程中，把他鄰居的生命財產視為何物。現在已經有很多腦筋清醒的台灣人，一聽到這個指控就立即反應過來，假如一個執行命令的基層公務員要負起的「邪惡平庸」理論的責任，那麼此事件發生當時，那位中華民國的總統作為整個政治體制的領袖，他又應該負起什麼責任？
真要照德國二戰後的轉型正義來，即使是在希特勒死後只當了一星期納粹德國的第二任元首，最後只能負責與盟軍商量投降事宜且簽定降書外，基本上這一周之內就沒其他事情可以做的卡爾鄧尼茲，戰後的紐倫堡大審也未曾放過他。要知道在二戰爆發時鄧尼茲就只是個上校，談不上對戰爭的發動有任何影響力。戰爭期間他做到德國海軍總司令，海軍的業務跟屠殺平民與俘虜的罪行幾乎都沾不上邊，結果戰後鄧尼茲也都還得在西德坐牢十幾年才放出來。反而在台式轉型正義面前當年的元首水波不興完全沒事，現在專找一個只負責聽命辦事小官的碴。這種邏輯怎麼可能要從今而起世世代代的台灣人民相信，轉型正義不就是政治鬥爭呢？
用「邪惡平庸」理論指責侯友宜要對鄭南榕負起責任的台派英雄豪傑，對這位帶領台灣民主化的前總統在1989年當時的作為，從未置一詞片語。不過大概可以猜想得到，漢娜鄂蘭這時就一邊涼快去了。台派人士會使用的話術大約是這位總統當時權力未穩，因此抓捕鄭南榕的問題上，必須受到國民黨官僚的綁架而無從置喙之類的脫身理論，正如同戰後美日如何為昭和天皇在戰爭中的責任脫免所用的遁詞一樣。
這種隨時可以隨周遭環境變色的轉型正義，抓住體制中的某些人不依不饒時有一個說法，放掉內部的另一批人就當沒事時又有一個說法。轉型正義這支打狗棒隨著當權者愛台灣的政治需要，隨時可以伸縮自如。漢娜鄂蘭德國式「邪惡平庸」理論並非真的在台灣過門不入，主要是要用來對付那些已經被指控定性為不愛台灣的人。至於對待愛台灣的人就可以使用日本式的標準，他們從不需要為任何罪行負責。
因此同樣是奉命行事的公務員，大日本帝國與前台籍日軍不用負起任何戰爭責任，中華民國與侯友宜要沒完沒了地為過去的暴政負責，在任何情況下李登輝都是對的。2010年代後期的台式轉型正義本質上是一間看人出菜的餐廳，給愛台灣的人吃日本料理，不愛台灣的人吃德國豬腳，且在轉換之間還沒有任何不自在。
漢娜鄂蘭地下有知了解到他的理論現在台灣被當成政治鬥爭中的打狗棒來用，不知道又做何感想。只不過如果當政者與其政治盟友，過去幾年來一直沉陷在把轉型正義當成打狗棒的詭異遊戲中，在內外局勢如此嚴峻下的台灣，真的不會使我們淪為丐幫島嗎？ 還要這樣年復一年繼續內耗下去嗎？這才是最值得全台灣人民深思的問題。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律師考試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