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霞，親愛的吾妻：
（一）夫妻中途而別，對不起您，請您原諒吧！
（二）假如可能，希望您再婚！
（三）志遠、素貞的將來一任您，托您設法使他們姊弟進學吧！
夫 慶 一九五二、三、五夜 備寫于軍法處看守所二五房
（四）一個人總是有一天要死的，請您們不要過份傷心吧！
夫 慶 一九五二、三、廿六夜 寫于軍法處看守所十七房
（五）祝 健康，幸福！
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上午六時 分 最後寫于 絕筆」
不是一開始就要成為紀念碑
褪字的墨水，泛黃的紙張，打印上的流水號，彷彿這些本來就是歷史檔案的一部分，等著在多年後從倉庫裡被找出來，鑑定上面的文字。但是字跡的深淺又讓人試著去想，在被灰塵封鎖之前，這些信紙是什麼樣子。文字簡單，卻用三枝不同的筆寫成，勾勒出時間的變化和縫隙，提醒那曾經有著日子的重量，有著當下希望能夠傳遞到誰手上的心情，把觀看者帶回那個時間點，說著：這些不是一開始就要被放在人權博物館裡，做為紀念碑的。
那並不是已經過去的，和我們隔著玻璃展示的事物。
前三句是藍色的鋼筆，寫在三月五日，第四句是三個禮拜後，最後一句跟第四句一樣是黑色墨水，像是預先寫好，只留下日期給鉛筆填上。除了日期，鉛筆只輕輕地寫下絕筆兩字，像是擔心一早鐵門打開就被押解到馬場町，沒有時間也沒有情緒寫就，也像是早已經想好最後的句子。
軍法判決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宣讀，徒有司法形式的鉛印判決書上，主文、事實、理由一一羅列，構築出戒嚴國家的巨靈。在兩個月的時間裡，當同房獄友一個一個被戴上手銬，在激昂與哀傷的不同心情中被帶到刑場，在朝鮮半島的戰事已經開始談判，在還不知道自己未來將被什麼樣的歷史寫定之前，郭慶心裡應該也翻湧過各式各樣的句子吧。但最後寫在紙上的只是那麼節制的幾句話。
面對意外被捲入政治案件的家人，太多事情沒辦法一一說明，在必定被檢查的信紙上，也不可能寫下自己加入地下黨的原因，而更私密的情感記憶，也不願意讓特務們翻看吧，當這些都刪去，最後落到信紙上的，便只有歉意與祝福，與對子女進學成人的期待—那沒有說出的，總有一天會被家人瞭解，而且能在這片土地上被說出來。
（郭慶在兒女的照片後面，為下他對孩子的叮嚀。衛城出版提供）
「照片後面有爸爸的題字，素貞、志遠孝順媽媽。」父親的遺物，就只有一張照片，還有檔案局幫忙「保存得很好」的遺書。
「我原以為他會寫很多，沒想到只有幾張紙上條列式寫了數行而已。」
就像郭慶沒有想過，即使是這樣的信也沒有送到家人手上。六十年後當郭素貞從檔案局拿到卷宗裡的遺書，也不免訝異，竟只有這樣短短幾行。但也就在這樣的幾行中，疊加上比郭慶生命多一倍歲月的想念，去想像那些信紙的空白上傳達的訊息。
「第一封信是寫給媽媽，代表最掛念她，他信尾祝我們快樂幸福，我一開始是有點生氣，沒有你了，怎可能幸福？後來又想，爸爸是希望我們在最困難的狀況下也不要忘記讓自己快樂和幸福的可能。」
上一次來到郭素貞北投的家是二○○九年，那是個炎熱的夏天，從山下捷運站一路走上去，狼狽得出一身汗，讓她一開門就忙著張羅喝的，又轉身去準備水果。一邊說不好意思今天還沒下山，家裡東西有限，一邊聊起有另一條近路，平時都靠著那小山徑長長的階梯去採買。比起白色恐怖，整個下午聊更多的是生活瑣事。
中間幾次碰面，經過近年口述歷史的重建，我們對當年地下黨的認識有了更多線索，也走出了制式的解讀與迷霧，而郭素貞的努力，也終於讓父親的遺書和檔案資料從檔案局的倉庫回到手中。時間一晃過去，但是看著在巷口迎接的郭素貞，那樣充滿朝氣地和鄰居打招呼，卻會覺得好像前不久才來過，只是廚房的忙碌從水果的切工換成了燉湯的蒸氣。
也正是在這裡，再次到山上來，看著層層疊疊之下彷彿什麼都沒有改變，便會一點一點去想那底下沒有改變的事物。去想，總是掛念大家，說著等下次冬天一起來煮羊肉爐的她，那熱心和氣愛笑的臉上，是怎麼用生活的輕去撐起那些過去的與未曾過去的重。然後發現，相較於上次圍繞著她的父親，這次聽她講起成長的種種，竟更能進入那個停在六十年前缺少細節的故事裡。而她的平實，初次見面不會特別讓人想到那些輕與重的平實，像是在說，這樣才能聽見故事裡沉默的聲音。
「今天寫一段給太太，明天一段給哥哥，一段給岳父母，一段給小孩。我有時想，當你知道一定會死了，開始提筆，寫出來是很少的一些字，之前整個的想法一定是痛苦的。」
「他寫得那麼工整，他一定是很坦然地接受了這些，他選擇了這條路。」
「反反覆覆在心裡想過要死的這件事，他要太太再嫁，也是滿心痛的，但是那樣的心情這樣整整齊齊寫了出來，在波濤洶湧之後，或許也是很平靜了吧。」
（郭慶寫給妻子、與岳父母的遺書。衛城出版提供）
六十年的時間，讓信紙陳舊，也讓郭素貞從不到三歲的小女孩，成為一個知道怎麼面對這些的中年女子。政治犯家屬第二代，面對成長過程中的痛，許多人徘徊在兩頭：恨與封閉，有的誇大死者的英雄氣概與革命理想，有的則用漠然回應出獄後繭居的家人。在那之中，死者與餘生都失去了聲音。那或許都是減輕疼痛的方法，然而郭素貞卻不如此，在她身上，既帶著對歷史複雜的認識，不把父親的死簡化成誰該負責的課題，卻也不曾落入「事情都過去了，說這些都沒有用」的虛無。
面對遲來的遺書，她並沒有著力去控訴獨裁者的血腥，因為父親確實是反抗者，也知道國民黨是那般的政權。她生氣的是為什麼國民黨讓人寫了遺書，卻不把信交給家人。這生氣更多是對家人的疼惜：「如果當時收到了，大伯就不需要自責，因為家裡沒有錢，付不出高昂的收屍費用，讓弟弟的屍體不知流落何方。」「母親也就不會在背叛的心情中被迫改嫁，又反過來怨懟那深愛的丈夫。」
相對於恨，她更執著於事情的真實是什麼。那個時代，有著獨裁政權的鎮壓，有著同志之間的出賣，有著被牽連家人的不能理解。對於人性的體諒，而不是對人性的高度期待，讓她得以跳脫這些。
「在申請檔案時，互助會3裡有朋友說：就讓事情留在那裡吧，也許檔案揭開了，會發現誰的爸爸出賣了誰的爸爸。但是我們不是當事人，很難去理解，進去的人被打得有多厲害，或是得到承諾，說出來你底下的人就可以不用死。像是郭琇琮，就是他供出了誰也不減損他的偉大。如果是你，是我，也許一進去也都說出來了。」
尋找父親這麼多年，從戒嚴到解嚴，那是郭素貞唯一感到害怕的時刻：父親會不會也曾供出過誰呢？但她終於放下，把申請書交給檔案局。「原因說起來可能有點傻，但我總想，爸爸一定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
＊作者為臺大歷史所博士生，自由撰稿人。本文選摘自《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白色恐怖年代失落的人》（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