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霞，親愛的吾妻：
（一）夫妻中途而別，對不起您，請您原諒吧！
（二）假如可能，希望您再婚！
（三）志遠、素貞的將來一任您，托您設法使他們姊弟進學吧！
夫 慶 一九五二、三、五夜 備寫于軍法處看守所二五房
（四）一個人總是有一天要死的，請您們不要過份傷心吧！
夫 慶 一九五二、三、廿六夜 寫于軍法處看守所十七房
（五）祝 健康，幸福！
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上午六時 分 最後寫于 絕筆」
不是一開始就要成為紀念碑
褪字的墨水，泛黃的紙張，打印上的流水號，彷彿這些本來就是歷史檔案的一部分，等著在多年後從倉庫裡被找出來，鑑定上面的文字。但是字跡的深淺又讓人試著去想，在被灰塵封鎖之前，這些信紙是什麼樣子。文字簡單，卻用三枝不同的筆寫成，勾勒出時間的變化和縫隙，提醒那曾經有著日子的重量，有著當下希望能夠傳遞到誰手上的心情，把觀看者帶回那個時間點，說著：這些不是一開始就要被放在人權博物館裡，做為紀念碑的。
那並不是已經過去的，和我們隔著玻璃展示的事物。
前三句是藍色的鋼筆，寫在三月五日，第四句是三個禮拜後，最後一句跟第四句一樣是黑色墨水，像是預先寫好，只留下日期給鉛筆填上。除了日期，鉛筆只輕輕地寫下絕筆兩字，像是擔心一早鐵門打開就被押解到馬場町，沒有時間也沒有情緒寫就，也像是早已經想好最後的句子。
軍法判決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宣讀，徒有司法形式的鉛印判決書上，主文、事實、理由一一羅列，構築出戒嚴國家的巨靈。在兩個月的時間裡，當同房獄友一個一個被戴上手銬，在激昂與哀傷的不同心情中被帶到刑場，在朝鮮半島的戰事已經開始談判，在還不知道自己未來將被什麼樣的歷史寫定之前，郭慶心裡應該也翻湧過各式各樣的句子吧。但最後寫在紙上的只是那麼節制的幾句話。
面對意外被捲入政治案件的家人，太多事情沒辦法一一說明，在必定被檢查的信紙上，也不可能寫下自己加入地下黨的原因，而更私密的情感記憶，也不願意讓特務們翻看吧，當這些都刪去，最後落到信紙上的，便只有歉意與祝福，與對子女進學成人的期待—那沒有說出的，總有一天會被家人瞭解，而且能在這片土地上被說出來。
（郭慶在兒女的照片後面，為下他對孩子的叮嚀。衛城出版提供）
「照片後面有爸爸的題字，素貞、志遠孝順媽媽。」父親的遺物，就只有一張照片，還有檔案局幫忙「保存得很好」的遺書。
「我原以為他會寫很多，沒想到只有幾張紙上條列式寫了數行而已。」
就像郭慶沒有想過，即使是這樣的信也沒有送到家人手上。六十年後當郭素貞從檔案局拿到卷宗裡的遺書，也不免訝異，竟只有這樣短短幾行。但也就在這樣的幾行中，疊加上比郭慶生命多一倍歲月的想念，去想像那些信紙的空白上傳達的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