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本希望政治改革的書訴求的對象是執政黨內部的改革派呢？作者認為的政治與社會改革包括了哪些東西呢？這就回到文章一開始的新國國家性格的問題，即使批判如本書的兩位作者，細心的讀者會發現他們批判的不是官員貪腐、政府缺乏效能等問題，大多是針對政策選擇，例如提高福利支出與類別（新加坡是少數沒有失業救濟制度的發達國家）、開放媒體、加強對外勞的保障，以及比較抽象的價值如建立更平等開放的社會。事實上，就算失去了開國創黨的李光耀庇護，行動黨在新國國內依舊享有非常高的正當性，如書中所提二〇一一年的選舉被視為是行動黨歷史性的「慘敗」，然而慘敗的行動黨依舊獲得了超過百分之六十的選票，有趣的是，兩位作者認為這是人民通過選票的抗議。
為什麼行動黨能長期統治呢？一方面來自於政策績效（例如各種全球排名），除了績效正當性外，作者也闡述了其長期獲勝的非績效原因，例如對選舉制度和媒體的操控，最著名的就是新加坡獨樹一幟的集選區制度，每個政黨推出複數的候選人組成團隊，得票最多的團隊獲得全部的席次。反對黨受限於自身的規模，沒法推出足夠多的候選人組隊，而行動黨在執政的優勢下由現役部長和議員發揮母雞帶小雞的效應帶著新人上任。文章一開頭所介紹的那位神祕的青年部主任可能就在不久的將來透過這樣的方式成為議員，十年二十年後成為5G或6G領導人。
囿於篇幅，這裡無法針對兩位作者所開展的諸多議題一一討論，然而閱讀這本書的同時，那位青年部主任的身影總會浮現在我的眼前，以及他代表的新國精英再生產體系，本書雖然批判了新國諸多政策以及行動黨對選舉制度的操弄和發動法律對付反對者，但並未討論到行動黨與新國精英再生產體系的關係。公平但殘酷的新國精英再生產體系，從小學開始就透過智力測驗與考試的方式進行甄別，優勝者如那位青年部的主任獲得進入此一高度封閉圈子的入場券，英美名校大學學位，哈佛甘迺迪學院公共政策碩士，軍隊退伍，造就了新國政治人物和軍隊首長間的高度流動性與精英間的文化認同感，從這一角度來看，不誇張地說新國其實是個準軍事化國家，政府與準國營企業領導人從軍隊轉職的比例之高世所罕見（李顯龍本身是少將退伍）。正是因為此一體系的高度制度化，使得新國民眾即使在面對不滿意的政策時也只能摸摸鼻子，誰叫我考試考不贏人家，他就是比較優秀！長期制度實踐造成的文化與政治心理上的巨大效應，很大程度支撐了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政治。
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政治
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國政治是個從卡里斯馬時代走向韋伯所說的常態化（routinization）時代，卡里斯馬領導人可以通過非凡的人格特質激勵民眾，然而高度制度化與同質性的精英甄選制度偏好的是官僚型的領導者，他們專業卻缺乏遠見，看數據卻不看生活，態度誠懇卻沒有感情。這些特質在這次的新冠疫情中表現的尤為明顯，新國政策反反覆覆，言必稱專家，聲稱一切都在控制中。這幾年來，新國政府對言論的打壓也愈發明顯，新近出台的《防止外來干預法令》（Foreign Interference Countermeasures Act, FICA）針對所謂的外國干預以及前幾年的《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POFMA）針對網絡言論，當官僚型的4 G領導者缺乏強人的號召力，面對批評，似乎能動用的也只剩下作為武器的法律。
最后，作為本書參照對象的西方發達國家近來的社會議題與危機也左右了新國政治領袖與一般民眾對自身的認識，例如最近的疫情可能使得新國民眾更偏好如中國式的治理模式而非作者想像的西方式開放社會，在後疫情與地緣政治快速變化的此時，暱稱為「白衣人」的行動黨的選擇仍將決定新國的未來。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本文為《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季風帶）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