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二〇一九年春天的時候，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工作的第二個學期，擔任兼任研究員。商學院一個中心希望我參與一個計畫，計畫是由新加坡文化、社區及青年部（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主動提出的，希望我們研究新國年輕人的慈善與志願活動參與，中心其實有自己專任的研究人員，但政府與學校的許多計畫都有規定，只有具有長聘資格的研究人員可以擔任政府計畫主持人，所以必須由我這個兼任的研究人員作為計畫的負責人。
開了幾次會，青年部的辦公室是在距離牛車水不遠的一棟殖民風格建築中，會議很平常，就是討論經費還有時間安排，比較奇怪的是有一個坐在角落的南亞裔的年輕男性都不說話，也不自我介紹，雖然好奇，不過既然主任和青年部對口負責人都沒有說什麼，也就沒多問。前幾次洽談的氣氛很融洽，大家覺得計畫通過應該沒問題了。
大概過了一個月後，我們又去了青年部一趟，之前從未說話的青年男性突然自我介紹說他是青年部下某某部門的新任主任，剛上任所以之前都是在旁聽，他的英文非常好，態度也很禮貌，他說因為今年是萊佛士登陸新加坡兩百年紀念，政府希望計畫能夠用正面的方式（positive）呈現新加坡光榮高大（to glorify Singapore）的面貌，我們問說這是什麼意思，是我們要按照青年部的意思來研究嗎？這位文質彬彬的青年主任不正面答覆，笑笑地說還有很多人等著要來接這個計畫，氣氛頓時變得奇怪了起來。後來因為種種因素，中心沒有接這個計畫，計畫對我來說可有可無，但是這位青年男性究竟是誰？他是什麼背景？他為什麼有這種權力？隨著在新國的日子越長，我開始意識到這位萍水相逢的青年部年輕男主任是理解新國體制的關鍵，他是整個新國國家性格（stateness）的代表。
新加坡政治與人民行動黨
這位青年男性是誰呢？後來稍微做了一下調查，他畢業於萊佛士學院（Raffles Junior College），獲得政府（國防部）的獎學金在美國最好的大學之一的卡納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就讀，拿到電機學士和碩士，又在哈佛甘迺迪學院拿到公共政策碩士。回國後到軍隊服役，一路升任到上校的位置，十年後轉職到一般政府部門工作。可以預期的是只要表現不出差錯，這位青年主任可能就會在不久的將來獲得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的邀請參選議員，代表行動黨選舉就等同於當選，因為行動黨從一九六五年以來從未輸掉過任何選舉，所以這位青年主任只要答應，議員的身分是板上釘釘的事。
議員在新加坡不只是權力的象征，還有豐富的物質報酬，沒有其他職務在身的議員，薪水大概是在一年三十至四十萬新幣間，如果是同時擔任內閣部長或是首相辦公室的工作，那薪水可以達到年薪百萬新幣。即使這位青年主任拒絕了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精英公務人員的身分在升遷與待遇上與一般的公務人員是雲泥之別，精英公務員在新國政府的準國營企業擔任主管的機會要比一般的公務員大得多，即使到了退休的年紀（六十五歲），他們也常被返聘，在新國，只要是國家認定的精英，政府可以保證你豐衣足食，問題是如何判斷誰是精英呢？只要是行動黨黨員就是精英嗎？還是只有精英才能成為行動黨黨員？研究新國政治與社會發展脫離不了對人民行動黨的研究。
關於《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
兩位知名新加坡背景的學者施仁喬和劉浩典的新書收錄了他們在過去的一兩年間對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政治的評論。施仁喬是記者出身，曾在新加坡最大的報紙《海峽時報》（Strait Times）工作過，後來拿到傳播博士學位，在南洋理工的新聞媒體系任教，曾任媒體系的系主任，他最出名的的書是二〇〇〇年出版的《新加坡：空調國度》（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這本書借用了行動黨奠基者李光耀的名言：新加坡成功的祕密在於空調，室內溫度低一點就會逼著人努力工作。施仁喬批評了新加坡人習慣了中央空調，而不在意有沒有自由，施仁喬一直以來對新國言論管控的批評據說激怒了政府，後來轉到香港浸會大學的傳播系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施仁喬的太太出身於新國著名的馬來精英家族，本身曾當過《海峽時報》的資深編輯，她的哥哥Yaacob Ibrahim，媒體習慣稱為雅國博士，曾擔任過新聞與媒體部長，後來擔任馬來事務部長達十六年之久；她的姐姐是第一位獲到象征最高榮譽總統獎學金的馬來裔得主。
另一位作者劉浩典是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者，曾是政府高階公務人員，後來離開政府到學界工作，曾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任職，目前在香港科技大學工作。本書涵蓋的議題很廣，從媒體管控、福利國家的改革到二〇二〇年爆發的新冠疫情，時間上主要涵蓋二〇一一到二〇二〇年的新國政治與社會變化。書中主要的論點是新國政治需要改變以面對快速變化的社會結構與人口組成，然而政治變化的動力從何而來呢？在擁有選舉制度的新國，政治的變化來自於定期的選舉，有趣的是，兩位作者對此不抱太大的期待。在可以預期的將來，變化多半是由人民行動黨自己發動的。本書的書名就暗示了這是寫給行動黨內部所謂的改革派的建言書。
為什麼一本希望政治改革的書訴求的對象是執政黨內部的改革派呢？作者認為的政治與社會改革包括了哪些東西呢？這就回到文章一開始的新國國家性格的問題，即使批判如本書的兩位作者，細心的讀者會發現他們批判的不是官員貪腐、政府缺乏效能等問題，大多是針對政策選擇，例如提高福利支出與類別（新加坡是少數沒有失業救濟制度的發達國家）、開放媒體、加強對外勞的保障，以及比較抽象的價值如建立更平等開放的社會。事實上，就算失去了開國創黨的李光耀庇護，行動黨在新國國內依舊享有非常高的正當性，如書中所提二〇一一年的選舉被視為是行動黨歷史性的「慘敗」，然而慘敗的行動黨依舊獲得了超過百分之六十的選票，有趣的是，兩位作者認為這是人民通過選票的抗議。
為什麼行動黨能長期統治呢？一方面來自於政策績效（例如各種全球排名），除了績效正當性外，作者也闡述了其長期獲勝的非績效原因，例如對選舉制度和媒體的操控，最著名的就是新加坡獨樹一幟的集選區制度，每個政黨推出複數的候選人組成團隊，得票最多的團隊獲得全部的席次。反對黨受限於自身的規模，沒法推出足夠多的候選人組隊，而行動黨在執政的優勢下由現役部長和議員發揮母雞帶小雞的效應帶著新人上任。文章一開頭所介紹的那位神祕的青年部主任可能就在不久的將來透過這樣的方式成為議員，十年二十年後成為5G或6G領導人。
囿於篇幅，這裡無法針對兩位作者所開展的諸多議題一一討論，然而閱讀這本書的同時，那位青年部主任的身影總會浮現在我的眼前，以及他代表的新國精英再生產體系，本書雖然批判了新國諸多政策以及行動黨對選舉制度的操弄和發動法律對付反對者，但並未討論到行動黨與新國精英再生產體系的關係。公平但殘酷的新國精英再生產體系，從小學開始就透過智力測驗與考試的方式進行甄別，優勝者如那位青年部的主任獲得進入此一高度封閉圈子的入場券，英美名校大學學位，哈佛甘迺迪學院公共政策碩士，軍隊退伍，造就了新國政治人物和軍隊首長間的高度流動性與精英間的文化認同感，從這一角度來看，不誇張地說新國其實是個準軍事化國家，政府與準國營企業領導人從軍隊轉職的比例之高世所罕見（李顯龍本身是少將退伍）。正是因為此一體系的高度制度化，使得新國民眾即使在面對不滿意的政策時也只能摸摸鼻子，誰叫我考試考不贏人家，他就是比較優秀！長期制度實踐造成的文化與政治心理上的巨大效應，很大程度支撐了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政治。
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政治
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國政治是個從卡里斯馬時代走向韋伯所說的常態化（routinization）時代，卡里斯馬領導人可以通過非凡的人格特質激勵民眾，然而高度制度化與同質性的精英甄選制度偏好的是官僚型的領導者，他們專業卻缺乏遠見，看數據卻不看生活，態度誠懇卻沒有感情。這些特質在這次的新冠疫情中表現的尤為明顯，新國政策反反覆覆，言必稱專家，聲稱一切都在控制中。這幾年來，新國政府對言論的打壓也愈發明顯，新近出台的《防止外來干預法令》（Foreign Interference Countermeasures Act, FICA）針對所謂的外國干預以及前幾年的《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POFMA）針對網絡言論，當官僚型的4 G領導者缺乏強人的號召力，面對批評，似乎能動用的也只剩下作為武器的法律。
最后，作為本書參照對象的西方發達國家近來的社會議題與危機也左右了新國政治領袖與一般民眾對自身的認識，例如最近的疫情可能使得新國民眾更偏好如中國式的治理模式而非作者想像的西方式開放社會，在後疫情與地緣政治快速變化的此時，暱稱為「白衣人」的行動黨的選擇仍將決定新國的未來。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本文為《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季風帶）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