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下，印度再次對吐口水惡習宣戰：「吐痰之國」為何打不贏這場「口水仗」？

今年較早前，拉賈（Raja）和普里提·納拉西姆漢（Priti Narasimhan）開始了一場橫貫印度的公路之旅，想要傳播一個訊息：不要再在公眾地方吐口水。這對夫婦帶著一個擴音器，傳播他們的訊息，車外還掛有反對吐口水的標語。

如果你曾在印度住過，你就知道納拉西姆漢夫婦所面對的是一件什麼事情了。這裏是一個大街上口水遍地的地方。有時候是或清或濃的痰，有時候是帶血的，夾雜著嚼菸草、檳榔或者盤安（Paan），在普通的牆上和宏偉的大樓外，甚至是加爾各答市歷史悠久的豪拉大橋上，都有它的痕跡。

於是納拉西姆漢夫婦就周遊全國，試圖保護街道、建築和橋樑等公眾地方不再受到此擾。他們生活在浦那市，從2010年開始就自封為城市衛士，向吐痰的行為宣戰。有一次，納拉西姆漢先生說，他們在浦那市火車站用油漆覆蓋了吃盤安者吐口水的痕跡，三天不到又有人在那裡吐上新的痰。

「沒有理由要朝牆上吐口水啊！」他說。

對於他們的這種勸誡，人們歷來的反應都是漠視或者惱怒。納拉西姆漢回憶說，一名男子曾問他：「你有什麼毛病？這是你爸的房產嗎？」

但是，納拉西姆漢夫人說，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席捲全印度，卻改變了一些事情。一些吐痰者甚至會道歉。

「對全球大流行疫情的恐懼，令他們開始反省了，」她說。

「吐痰之國」

印度對抗隨地吐痰行為的鬥爭一直都是決心不足的。孟買市採取的措施最多，有自願的「討厭鬼」檢查員，去呵斥人們不要在公眾地方吐痰、亂丟垃圾和隨地小便。但是隨地吐痰長久以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忽略的。

然後新冠疫情就來了，空氣中彌漫的風險和印度男人隨心所欲到處吐痰的習慣加在了一起。官員開始行動起來，在《災難管理法案》（Disaster Management Act）下，對吐痰者處以更重的罰款，甚至監禁。連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都建議他的民眾不要在公共場所吐痰——說這是「我們一直都知道是錯誤」的行為。

這與2016年形成鮮明對比。當時的衛生部長在回應有關吐痰危害的問題時，向國會表示：「長官，印度是一個吐痰之國。我們在無聊的時候吐痰，在疲倦的時候吐痰，在生氣的時候吐痰，或者總之， 就那樣，沒事就吐，我們到處吐，我們隨時地吐，在閒下來的時候就吐。」

他也沒說錯。在印度的街上，人們吐痰已經習以為常：男人們在路上休憩，隨便把頭轉一下，然後就就是一口；開著汽車，騎著單車或者電動黃包車的男人們，在交通燈前把頭伸出來吐痰從來都是毫不猶豫。這個動作常常會有預警——他們在準備吐出這種令人反感的一口痰時都會發出獨有的喉音。

而有這種習慣的人當中，男性佔絶對大多數。專欄作家桑托什·德塞（Santosh Desai）說，印度男人對自己的身體很隨意，「對從身體裏出來的一切東西也是」。

「對於在公共場所釋放自己這件事，有一種近乎無我的放任，」他說，「如果我覺得不舒適，我就立刻做點什麼，克制自己的觀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相關報導： 當無國界的病毒遇上有國界的疫苗──「疫苗民族主義」禍延台灣 ｜ 更多文章 ）

印度《電訊報》（Telegraph）的副主編烏達拉克·穆克爾吉（Uddalak Mukherjee）表示，吐痰也是一種滿足有毒男性意識的一種「耍帥」的形式。

但是，為什麼要在公共場所吐痰？

納拉西姆漢說，他找到的原因從生氣到「消磨時間」等等不一而足（他們沒別的事情做），或者僅僅就是因為他們可以那樣做——「他們覺得自己有權吐痰，」他說。

據歷史學者穆庫爾·克薩萬（Mukul Kesavan）說，這也來自於「印度人對於污染以及如何讓自己擺脫它的一種執念」。

一些歷史學家相信，這種執念可能追溯到印度教和種姓制度的觀念，要通過將一切髒物排除到家園以外來保持身體的純潔。

「對於吐痰的概念令衛生的問題升華了，」穆克爾吉說，「有一次一個計程車司機告訴我說，『我過很糟的一天，我想把這個經歷吐出來』。」

向吐口水開戰

原來，曾有一段時間，各地的人們都是隨地吐痰的。在印度，吐痰曾是在宮廷裏受到讚美的事情，而大痰盂是很多家庭的重要擺設。

在中世紀的歐洲，你可以在一頓飯中間吐痰，只要吐在桌底下就好。伊拉斯謨（Erasmus）曾寫道，「把口水呑回去」是「沒有禮貌的」。1903年，《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將美國列為「世界咳痰風暴中心」之一。麻薩諸塞州一名衛生檢查員在1908年問到為什麼他去的每一家工廠裏，裁縫都會向地上吐痰，他說自己得到的回答是：「他們當然要吐在地上；否則你覺得他們要吐在哪裏？吐在自己口袋裏嗎？」

當時英國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在有軌電車上吐痰非常普遍，以至於人們要為此被罰款，而醫學界則要求立法禁止這種行為。

在西方，是肺結核病的蔓延最終結束了人們的這種習慣。即將出版的《瘟疫幽靈：肺結核如何塑造歷史》（Phantom Plague: How Tuberculosis Shaped History）一書作者、記者維迪婭·克里什南（Vidya Krishnan）表示，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細菌學理論方面的意識提升，在此當中扮演了決定性角色。

「意識到細菌如何傳播，帶出了新的社會習慣和風俗。人們學會在打噴嚏和咳嗽時捂住口鼻，拒絶握手，而且親吻嬰兒也開始不被贊成。本國對於衛生的意識也輻射到要國外。」

克里什南說，意識的提升導致男士們的「行為改變」，因為他們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放任地在公眾地方吐痰的人，從而導致像結核病等疾病擴散」。

但是，克里什南說，印度面前有很多的障礙要跨越。印度各邦從來沒有花很大努力來讓人們改掉這個習慣。而吐痰仍然是被社會接受的行為——無論是嚼菸草、運動員向鏡頭吐口水，還是寶萊塢電影描述男性在打架時互吐口水等。

納拉西姆漢則慨嘆現在已經很少使用痰盂。「即使在我不得不吐痰的時候，我要吐在哪裏？」他說，「作為一個在加爾各答長大的孩子，我記得曾經在電線桿上會掛著裝上沙子的痰盂。這東西消失了，於是人們就到處吐了。」

此外還有其他更大的挑戰。「任何大規模的行為改變或者公共衛生干預措施，都不能排除種姓制度、等級制和性別的因素，」克里什南說，「在印度，去衛生間、使用自來水和良好的水管裝置等，都是屬於特權。」

衛生專家警告說，僅靠懲罰人們，而不去試圖理解他們為什麼吐痰，並不能打贏這場仗。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持續兩年，戒除這項陋習的熱情正在消退。不過，拉賈和普里提對於在街頭對抗這一行為毫不放棄。他們說，大多數人仍然沒有意識到這是可能加劇2019新冠病毒病的傳播的——而即使他們不能解決這一點，也至少能帶來一丁點改變。 （相關報導： 當無國界的病毒遇上有國界的疫苗──「疫苗民族主義」禍延台灣 ｜ 更多文章 ）

「哪怕我們浪費時間也無所謂，我們還是會嘗試，」納拉西姆漢先生說，「如果我們能夠改變哪怕2%的人的態度，那也是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