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建築師文森特．卡勒鮑特（Vincent Callebaut）與CETEC Bâtiment 合作進行工程設計，進一步推動了建築的「綠色」發展。他以同鄉呂克．舒頓（Luc Schuiten）為參考，他是「植物城」（Ville végétale）的設計師（紙上作品）。卡勒鮑特在2016 年為法國首都巴黎設計了一個完整的生態復興計畫，再次運用植樹，但不僅是植樹而更是2050 年的巴黎智慧城市。這個空前絕後的計畫重新設計了八個「敏感」的地點。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的外牆兩側是經過景觀美化的延伸部分，並且更設有屋頂空中花園。蒙帕納斯大廈（tour Montparnasse）變成了一個垂直的公園，這裡到處都是「防煙霧」（Antismog）式大廈，具有催化和去污作用，並在建築物結構中插入了微細顆粒過濾器。這種有道德高尚的模型至少在發明計畫方面沒有限制。即使是馬克．奧雷爾（Marc Aurel）為JCDecaux 公司設計的公車候車亭，它們實際上比自然通風的外觀更複雜許多。「生物形態學」（biomorphisme）與「仿生學」（biomimétisme，從樹的葉子、鯨類的喉下過濾器、軍艦鳥的翅膀中學習），這些以自然生命為模型的建築學說理論，模仿自然及其適應的奇蹟，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靈感中，許多充滿活力的功績壯舉正源於此。簡而言之，像阿爾方斯．阿萊（Alphonse Allais）所提倡的那樣，將城市遷至農村不再有問題，對他而言，那些根深蒂固的都市人都想呼吸乾淨的空氣、喝不受污染的水。
該怎麼看待已成為最新趨勢、只希望復興城市空間、並重獲高質量呼吸空氣的「綠化」？既然情況要求「立即」（全球大都市的污染遠遠超過公共衛生和健康標準），在大多數情況下，似乎是毫無疑問。情況是災難性的，所以觀點的改變必須朝著「綠色」的方向。
市政當局製定的新生態計劃，給建築師和城市規劃者越來越少的選擇。「氣候計劃」無處不在，新的反污染標準正剛實施，有時甚至到了使工程師無法適應其最先進產品的地步（尤其是EURO 4標準，2015年的「福斯汽車」〔Volkswagengate〕醜聞）⋯⋯）。綠色未來的信念和希望？是的。儘管積極計畫的規模常常不瞭解當下的現實，但必要性漸漸佔了上風。是否越來越多的所謂「被動式」建築——它們產生的能量多於其消耗的能量、無污染的「高環境質量」（HQE, Haute Qualité Environnementale）場所、「低能耗建築」（BBC, Bâtiment Basse Consommation）標準的應用？是的。但與此同時，除其他選擇錯誤外，我們拒絕法國建築師雅克．費里爾（Jacques Ferrier）他的智慧且可靠的「超綠」（Hypergreen）塔，棲息地生態管理的模型，即使我們繼續在二十一世紀初流行的建築明星下建造建築物，催生了怪異的計畫，這些計畫的價格過高，無法加熱、冷卻和維護（史蒂文．霍爾〔Steven Holl〕，扎哈．哈蒂〔Zaha Hadid〕，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簡而言之，如果我們渴望實現在世界各地大規模地造福人類，一如由布吉納法索建築師弗朗西斯．凱雷（Burkinabé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制定的明智規則，簡單的構造以及盡可能多採用當地材料製作而成，以及與當地人一起進行開發的整個過程，則必須請再稍等。「更少以求更多」（Less for More）明顯只有優勢。
＊作者保羅・阿登納Paul Ardenne，法國著名藝術史學家、大學教授暨策展人、作家。本文節錄自作者著作《生態藝術：人類世與造型的創作》（典藏藝術家庭∕蔡育杰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