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人類世時代，藝術能做什麼？又做了什麼？因為「人類世」就在我們眼前，在這個生態危機的年代需要採取行動、全心投入、催生道德和戰鬥的象徵符號。回應永續發展的要求，熱愛生態的造型作品採用非比尋常的形式：在自然中創作、與它一同共作、實驗室的研發、回收和短暫介入干預的實踐、涉及責任的協作和詩意的創作……這在在都宣告了新的藝術時代。
人類加上環境
讓我們直言不諱地問這個問題：是否只要搬演人為過度開發破壞之下荒涼的自然，就足以被稱為捍衛者、宣傳家和「生態」藝術家？顯然不是。我們應該補充一點，「綠色」的時尚在二十一世紀之交流行起來，它推動各式的影像創作者散播綠意，使之「綠化」。
這種突然熱愛與自然有關的一切顯然會被懷疑。出於意識形態，以及象徵性和商業目的，它通常是純粹而簡單的恢復回收。因此，每天都需要進行「漂綠」（Greenwashing），以任何藉口使生態無處不在。這很快就成為使人頭暈目眩的普遍現象，以至於服務於最差勁動機的傳播宣傳策略，無恥地將「漂綠」用於所有事物，包括促進絕對不是生態的事物。
大約在2010 年，美國快餐品牌麥當勞（McDonalds，反對者不會說「快餐」〔fast food〕而是說「垃圾食品」〔junk food〕）其商標在彩色背景上，著名的扇貝形雙拱門，隨便就從橙色變為綠色。這是否意味著消費者獲得了保證，從此以後「麥當勞」只販售非轉基因的肉類和保證零農藥污染的蔬菜？那麼，與生態問題打交道的汽車廠商呢？在二十一世紀初，全球房車的流行時尚是重型四輪驅動4×4 SUV。但是，在溫室氣體排放過量的前提下，在城市和郊區的瀝青路面上，這些永遠不會被泥巴弄髒輪胎的笨重車輛，又會如何消耗大量能源呢？如果問題似乎無法解決（的確是無法解決），應當注意的是，廣告商幾乎不必費勁去解決它。雖然沒什麼啟發性，他們的回應大部分時間都出現在廣告中。這種車輛在不成比例杳無人煙的自然當中奔馳，駕駛（通常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有時會碰到一隻孤獨的熊，或一條響尾蛇在烈日下炙熱的岩石上打瞌睡，這一切都代表著二十一世紀初的「全球小資產階級」（petit bourgeois planétaire，「PBP」，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冒險經歷。實際上就命運而言，其絕對目的是在戲劇性的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crusoé）的環境中挑起塵土，混蛋的偽冒險。
「綠化」：建築的例子
被廣告過度轟炸的全球消費者，全方位的「綠色」信徒？他顯然不相信，但是接受愚蠢的條件是，必須以一種令人振奮的方式大做文章，並且要充滿大氣：「我和沙漠。我在曠野大自然中。」根據十九世紀初卡斯珀．大衛．弗里德里希在著名畫作中提出的浪漫模型，旅行者可以俯瞰雲海嗎？更確切地說是，經過了令人驚嘆的調製，全球消費者在GPS導航和監控攝影的世界中，在廣告商攝影鏡頭的眼皮底下，假裝自己依舊是一位穿越大自然的探險家，如同摩門教徒過去推著他們的馬車，朝向鹽湖沙漠前進。無庸置疑，從使用這種生態「壞」機器的使用者開始，世界上沒有人會認真地相信一輛大型的熱動力汽車，無論它是否以其鑲釘冰爪輪胎在自然界留下蹤跡瘢痕，真可以成為「綠色」的選舉媒介，爭取尊重自然和扭轉「全球暖化」曲線令人信服的武器。即使以怪誕作為代價，重要的是不上當受騙的消費者贊同這種幻想。一切都在此前提背景下發揮作用，有共識地同意遵循消費族群及其戀物的參考標準。消費者之國（Consumers Nation）無庸置疑的偽善，也就是消除了批判意識的這個無國界的巨大國家，完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國家。
如何生態地「存在」而不是如何「做到」生態？如何評價一個意義、一個本質、一個積極（社會）參與，而不僅僅是一種姿態、一種態度、一種替身的扮演遊戲？重要的是，消除了對「綠色」的渴望與美德實踐之間的鴻溝，並且我們盡可能地實現具體和中肯的結果，而不必顧及幻想。對2000 年至2020 年期間建築計畫的關注就顯示出一種有趣的平衡，當然這對實際的和實現的好處，要比夢想的要更少。但這次似乎是真誠的，無論是在集合地點還是在起源方面。在建築領域，復原植被的時機已經到來，越來越多的計畫如帕特里克．布蘭克（Patrick Blanc）的「植物牆」具體殖民了外牆和屋頂，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巴黎原始藝術博物館－雅克．希拉克〔Musée des Arts premiers-Jacques Chirac〕在塞納河的建築物正面），各種建築都充滿了綠色：可以看到愛德華．弗朗索瓦（Édouard François）在法國首都郊區巴蒂尼奧勒（Batignoles）地區生產的一幅「竹樓」（Immeuble aux bambous）。在2000 年代即將到來之際，沒有一個建築計畫不在綠色屋頂，種植的包覆或使用植物作為遮陽棚之下，以某種方式提升自然。前瞻性的呈現，為將來的建築做準備的呈現，隨之釋放出強大的葉綠素氣味。因此，巴黎的法國建築師讓．保羅．維吉耶（Jean-Paul Viguier）在2015年提出了在2025年之前在香榭麗舍大街（Champs-Élysées）區域施行「綠色」復興的建議，也就是在世界上第三條最昂貴大道的擴大範圍內：種植數百棵樹。「沒有風力渦輪機在凱旋門上的計劃？」頑固分子會感到驚訝，但這很快就會來臨。
比利時建築師文森特．卡勒鮑特（Vincent Callebaut）與CETEC Bâtiment 合作進行工程設計，進一步推動了建築的「綠色」發展。他以同鄉呂克．舒頓（Luc Schuiten）為參考，他是「植物城」（Ville végétale）的設計師（紙上作品）。卡勒鮑特在2016 年為法國首都巴黎設計了一個完整的生態復興計畫，再次運用植樹，但不僅是植樹而更是2050 年的巴黎智慧城市。這個空前絕後的計畫重新設計了八個「敏感」的地點。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的外牆兩側是經過景觀美化的延伸部分，並且更設有屋頂空中花園。蒙帕納斯大廈（tour Montparnasse）變成了一個垂直的公園，這裡到處都是「防煙霧」（Antismog）式大廈，具有催化和去污作用，並在建築物結構中插入了微細顆粒過濾器。這種有道德高尚的模型至少在發明計畫方面沒有限制。即使是馬克．奧雷爾（Marc Aurel）為JCDecaux 公司設計的公車候車亭，它們實際上比自然通風的外觀更複雜許多。「生物形態學」（biomorphisme）與「仿生學」（biomimétisme，從樹的葉子、鯨類的喉下過濾器、軍艦鳥的翅膀中學習），這些以自然生命為模型的建築學說理論，模仿自然及其適應的奇蹟，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靈感中，許多充滿活力的功績壯舉正源於此。簡而言之，像阿爾方斯．阿萊（Alphonse Allais）所提倡的那樣，將城市遷至農村不再有問題，對他而言，那些根深蒂固的都市人都想呼吸乾淨的空氣、喝不受污染的水。
該怎麼看待已成為最新趨勢、只希望復興城市空間、並重獲高質量呼吸空氣的「綠化」？既然情況要求「立即」（全球大都市的污染遠遠超過公共衛生和健康標準），在大多數情況下，似乎是毫無疑問。情況是災難性的，所以觀點的改變必須朝著「綠色」的方向。
市政當局製定的新生態計劃，給建築師和城市規劃者越來越少的選擇。「氣候計劃」無處不在，新的反污染標準正剛實施，有時甚至到了使工程師無法適應其最先進產品的地步（尤其是EURO 4標準，2015年的「福斯汽車」〔Volkswagengate〕醜聞）⋯⋯）。綠色未來的信念和希望？是的。儘管積極計畫的規模常常不瞭解當下的現實，但必要性漸漸佔了上風。是否越來越多的所謂「被動式」建築——它們產生的能量多於其消耗的能量、無污染的「高環境質量」（HQE, Haute Qualité Environnementale）場所、「低能耗建築」（BBC, Bâtiment Basse Consommation）標準的應用？是的。但與此同時，除其他選擇錯誤外，我們拒絕法國建築師雅克．費里爾（Jacques Ferrier）他的智慧且可靠的「超綠」（Hypergreen）塔，棲息地生態管理的模型，即使我們繼續在二十一世紀初流行的建築明星下建造建築物，催生了怪異的計畫，這些計畫的價格過高，無法加熱、冷卻和維護（史蒂文．霍爾〔Steven Holl〕，扎哈．哈蒂〔Zaha Hadid〕，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簡而言之，如果我們渴望實現在世界各地大規模地造福人類，一如由布吉納法索建築師弗朗西斯．凱雷（Burkinabé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制定的明智規則，簡單的構造以及盡可能多採用當地材料製作而成，以及與當地人一起進行開發的整個過程，則必須請再稍等。「更少以求更多」（Less for More）明顯只有優勢。
＊作者保羅・阿登納Paul Ardenne，法國著名藝術史學家、大學教授暨策展人、作家。本文節錄自作者著作《生態藝術：人類世與造型的創作》（典藏藝術家庭∕蔡育杰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