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倫理規範判斷是連續的光譜，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是惡意欺騙（傳遞錯誤知識、詐取權力、掠奪資源），輕微卻具有道德爭議者，是聽聞他人尚未完全成形之構想，然後憑藉自己的特定優勢，趕工搶先形成著作發表。除此之外，所謂的「不當引註」存在廣度、深度的兩個面向爭議；而文字與表達的再使用爭議，也往往成為部分人士樂於匿名指控「抄襲」或「自我抄襲」的亢奮劑。
所以我說，身為知識分子與學者，應該勇於具名、公開檢舉學術不端案件，讓自己的著作有機會成為被指控者的比照案例，作為辯駁參考。透過公然辯駁與激盪，可以產生更（最）適當的學術倫理規範條文，更可以培養出更完美的學術規範、慣例、道德。
基於輔大陳君愷教授展現的學術精神，以台灣知識份子自居，更以倡導公開辯駁學術爭議的我，勢必需要投身在這一纏鬥超過16年的案件；況且，如果我提供的觀點可以促成纏鬥期間的縮短或規模縮小，可以圓滿我以經濟學家自居的期許。
輔大陳君愷「踢館」中研院劉士永的開端
導致「踢館」纏鬥的源頭是劉士永（1999）著作〈一九三○年代以前日治時期臺灣醫學的特質〉，刊登在中研院發行的《臺灣史研究》第4卷第1期。劉士永（1999，p. 129）引用陳君愷（1997）著作〈同文化與異文化的交會點—「光復」與臺灣醫生患者間醫療關係的一個轉折〉，它是一篇學術研討會論文。引起爭議（陳君愷稱之為「誤引案」）的頁面陳列在圖1左、右兩側。
在進一步檢視之前，我們先聚焦在陳君愷（1997）與劉士永（1999）的論文標題。陳君愷（1997）討論1945年二次事件大戰結束（台灣光復）前後的台灣醫學界議題，劉士永（1999）討論1930年以前的台灣醫學的特質。前後間隔世界大戰、日中政權交接，因此，新作品徵引舊作品的研究結果時，必須格外小心，避免出現類似「關公打岳飛」的情節。
劉士永（1999，p. 129）的引用爭議
劉士永（1999，p. 129）陳述（圖1左側）：
根據陳君愷的近作，臺灣醫師的收入相較於其他行業應屬優渥，而且同業間競爭之壓力可能也不如日本國內來得沉重。然而，在醫師數量與人口的比例未有明顯改善的情況下，醫療行為仍舊出現了商業化的現象，如「包醫」、「速效」等醫療廣告術語的出現，（118）乃至於醫學博士頭銜之濫用，都於一九三○年代後出現。相較於日本國內而言，臺灣醫療資源過剩、同業競爭激烈的現象應不會太嚴重，造成醫療商業化並激烈競爭的原因，可能是受到島內醫師數量突然增高與日本國內醫療市場之影響所致。
